汉代采桑女服饰的图像学研究.docVIP

汉代采桑女服饰的图像学研究

摘要从先秦到两汉，不论文学作品还是民间传说，采桑活动与女性形象便时常相伴出现，“采桑女”成为具有特定内涵的文化符号。罗敷作为《陌上桑》中广为人知的采桑女，既是文学表达的具体意象，又是反观汉代女性服饰文化内涵的生动个案。服饰文化是社会生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将采桑女置于汉代特定的时空语境下，在全面梳理现有图像资料的基础上，解读汉代女性服饰显性层面的特征及隐形层面所表征的服饰文化、社会文化及价值观念。

关键词采桑女;汉代;服饰;图像学

汉乐府名篇《陌上桑》中的女主角——罗敷，姓秦，名罗敷。秦氏是古诗中称美女常用的姓，罗敷是汉代女子的常用名。因而罗敷既是被文学作品生动刻画出的个体形象，又是作为采桑女整体形象代表的共性符号。汉代的服饰工艺上承先秦尚朴之风，下启盛唐华丽之态，风格自成一派，在中国古代服装史研究中备受关注。但目前已有的汉代女性服饰研究，多倾向于历时性的纵向梳理，或多聚焦在某一朝代南北方服饰差异的共时性研究，缺少对具有共性的群体服饰文化特性的研究。本文运用图像学与服饰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结合相应的文献资料，进行比较探索和综合分析，对采桑女的服饰文化信息进行解析，以期在系统把握汉代采桑女这一女性群体服饰发展时代特征的同时，探讨罗敷所代表的采桑女的服饰显性特征及隐性层面所表征的服饰文化、社会文化及价值观念，并求教于方家。

一、采桑女形象探源

《陌上桑》最早见于沈约的《宋书》卷二十一《乐志三》，后被徐陵的《玉台新咏》收录，并将原来的题目《艳歌罗敷行》改为《日出东南隅行》。作为汉乐府相和歌辞中的名篇，《陌上桑》秉持了汉代乐府缘事而发的艺术特征。与其他艺术形式不同，汉代乐府多为陌上桑林的民间吟唱，并流传于街头巷陌，可以看作是民间生活的诗话展现，是乡间风情与市井生活的真实写照。《陌上桑》对采桑女的描写极为典型，善桑蚕的罗敷可谓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正如“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1]中所描述的，她的美丽既表现在她的容貌上，更体现在她的服饰衣着中。

服饰研究可以借助服饰实物、文献资料及图像资料，而其中既有的服饰资料是最直观，也是最直接的研究资源。但罗敷所在的汉代距今久远，服饰的实物已经无从寻觅，文献中的文字记载虽然优美生动，但毕竟受文字传播的局限。我们所能读到的“青丝为笼，桂枝为笼。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样的文字偏抽象，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汉代图像资料无疑为我们解读罗敷的服饰提供了最为直接和形象的证据。虽然我们无法在这些图像资料中看到作为个体存在的罗敷，但是罗敷作为采桑女形象的代表，其个体的服饰必然受到汉代整个时代服饰风格的直接影响。迄今为止，考古发掘出的汉代采桑女形象的资料以汉画像石、墓室壁画、棺椁壁画为主。按地域来划分，其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等地区，此外目前已出土的两汉时期的陶俑、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俑及帛画也为研究汉代采桑女服饰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支撑。

罗敷容貌美丽、品行端正、机智活泼的女性形象虽广为人知，但《陌上桑》具体完成的时间在学界至今仍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其完成于东汉，但也有学者认为其完成于西汉时期。将采桑女罗敷还原于历史维度和真实语境中，才能让采桑女的服饰研究真实可信且有学术价值。笔者试以倭堕髻为切入点，结合相关文献学及图像学的资料推断《陌上桑》中的采桑女罗敷这一形象最早应出现在东汉时期。

《后汉书·五行志一》中记载“桓帝元嘉中，京都妇女作愁眉、啼荫、堕马髻、折要步、龋齿笑。所谓愁眉者，细而曲折。啼荫者，薄拭目下，若啼处。堕马髻者，作一边。折要步者，足不在体下。龋齿笑者，若齿痛，乐不欣欣。始自大将军梁冀家所为，京都歙然，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2]这段文字所说的桓帝元嘉是东汉皇帝刘志的年号，汉朝使用这个年号的时间非常确切，是从公元151年到公元153年，总计三年的时间。文中所提到的人物“大将军梁冀”是东汉时期的外戚、权臣，“梁冀家”指的是梁晋之妻孙寿，据传她色美而善为妖态。南朝萧子显在《日出东南行》中写道：“逶迤梁家髻，冉弱楚宫腰。”此句中的“梁家髻”即为上文所说的梁晋之妻孙寿所梳的堕马髻。上述两则文献资料尚不能确定堕马髻出现的准确时间，因为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梳堕马髻的妇女。（图1、2）该文献至少可以佐证此款发型在东汉颇为流行，再结合西晋时期的崔豹在《古今注·杂注》中有关于堕马髻与倭堕髻关系的解读——“堕马髻今无复作者。倭堕髻，一云堕马之余形也。”不难理解倭堕髻出现的时间晚于堕马髻，它是由堕马髻发展变化而来的。换言之，倭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