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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县里的西门庆：论恶人之乐

一

在涉及本文主题“西门庆与恶人之乐”之前，我们先来简要地了解一下《金瓶梅》这部小说的叙事特点。《金瓶梅》以明代山东清河县市井日常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一个以官商西门庆及其众妻妾为核心的“欲望故事”。《金瓶梅》的叙事以宋代为幌子，实际上讲的是明代的事情。据日本学者考证，《金瓶梅》的叙事时间跨度大约为15年，即从公元1112年（北宋正和二年）秋至公元1127年（南宋建炎元年）秋，并由此将吴月娘与西门庆之子孝哥出家时的年龄改为10岁。但是，《金瓶梅》中分明说吴月娘，“领着十五岁的孝哥儿”，去济南府投奔西门庆生前的结拜兄弟云离守。（第1483页）又说，吴月娘面对着孝哥儿将要出家之际的削发仪式，便恸哭了一场，心里想，生养他“到十五岁，指望承家嗣，不想被这个老师幻化去了。”（第1489页）可是，那雪涧和尚遇见逃难途中的吴月娘，对她大叫：“你曾记得十年前，……你许下我徒弟，如何不与我？”（第1484页）所谓“十年前”，就是西门庆去世、孝哥出生的那年秋天，吴月娘泰山进香之时，这似乎证明了《金瓶梅》结尾时，孝哥的确是10岁，小说叙事时间跨度也就是15年。但小说家非历史学家，小说叙事时间也无法与历史时间完全对应。何况《金瓶梅》中的确有叙事上的混乱之处。不过，小说的叙事时间本身是有迹可循的。西门庆登场的时间为9月25日（27岁），姑且称“西门元年”，那时候武大郎之女迎儿为12岁（第9页）。西门庆死亡的时间是正月21日（33岁），是为“西门6年”（第1214页），这也正是孝哥在小说中登场的时间（姑且称“孝哥元年”，第1215页），而此时武大郎之女迎儿18岁，到年底才满19岁（第1308页）。小说结尾时间是“孝哥15年”正月（小说中明言孝哥就是“西门庆托生”，第1489页）。因此，整部小说叙事的时间跨度大约20年。但这20年叙事时间并非平均分配，而是前重后轻、前疏后密、前缓后急、前主后次。可以说前80回是“因”，后20回是“果”。开局时尽享繁华，认娼作妻；结局时妻离子散，妻入娼门，果然是“因果报应丝毫不爽”。读到后面20回的时候，真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鲁迅语）之感。其叙事中冷热兴衰、悲喜交加、起承转合，有如江河之势，颇有史家气象。清人张竹坡对《金瓶梅》评价极高，他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又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固知作《金瓶》者必能作《史记》也。”又说“吾所谓《史记》易于《金瓶》，盖谓《史记》分做，而《金瓶》全做。即使龙门复生，亦必不谓予左袒《金瓶》。而予亦并非谓《史记》反不妙于《金瓶》，然而《金瓶》却全得《史记》之妙也。文章得失，惟有心者知之。”

尽管张竹坡一再强调读《金瓶梅》不要局限于“事实”，而要将它“当文章看”（也可以理解为“当文学看”），但他并没有解释这篇一百回的大文章，为什么给人“头重脚轻”的感觉。后半部似乎是要给所有人物的结局一个交代，用来诠释“因果报应”的观念，但文脉不甚连贯，读着像是在读“续书”。既然“一百回只是一回”，“因一人写出一县”，“因一家写出多家”，“写十百千人皆如写一人”，那么，现传主已死，硬将孝哥儿作为“托生”者出场，叙事上十分勉强。另外，从文章“布局结构”和“意义结构”之关系的角度看，自“西门元年”秋开始，到“西门6年”春（西门庆葬礼结束）之间的5年，整整写了80回；而自“孝哥元年”正月始，到“孝哥15年”正月之间的15年，只写了20回。可见，其重心还是在前80回约80万字，叙事舒缓而细腻；而后面20回约20万字，叙事急促且粗糙。也就是说，后面20回，在“价值观念”上有了合法性，但文学上的合法性并不充足；“布局结构”和“意义结构”之间出现断裂。《红楼梦》就不会出这种问题，其叙事结构完整、细节精美、详略得体、大开大合、百无一漏，叙事技法的确要高出一筹。不过仅看《金瓶梅》中从西门庆登场到去世的80回，其叙事结构和意义结构也很完整，后20回则虎头蛇尾。今天看，《金瓶梅》就是一个“欲望故事”的结构。这一故事结构有它自身的意义和合法性，无需用“因果报应”观念去否定它。《金瓶梅》之所以成为流传千载的名著，正是因为有了前面80回，那种对“欲望化”的日常生活情节纤毫毕露的描摹，以及对这些“欲望故事”展开过程中的复杂社会背景、历史条件细致入微的叙述。

就此而言，《金瓶梅》与《红楼梦》为中国叙事文学之“双壁”（犹如俄罗斯文学中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可不必褒此贬彼，使之形如水火。综观《红楼梦》和《金瓶梅》之主题，一者写“情”（贾宝玉为“情圣”），一者写“欲”（西门庆乃“欲郎”）。这里的“情”和“欲”，都是中国传统文学（无论它属“诗骚”还是“史传”、“缘情”还是“言志”）中所忌讳、所逃避、要删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