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人形象在明代的新变——以《金瓶梅》西门庆形象为例.docVIP

论商人形象在明代的新变——以《金瓶梅》西门庆形象为例

纵观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作为必然纳入文学视角的商人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对商人形象的褒贬爱憎浸透着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思想内涵。《诗经》、唐诗宋词、唐传奇、宋话本中的商人形象整体比较单薄，而且带有文人作者强烈的偏见。到了元杂剧，商人形象有了系统性的塑造，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群体，中国古典文学人物形象体系的空白得到补充。而明代的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中的商人形象则在前代作品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继承与发展，并产生了新变。

一、《金瓶梅》以前文学作品中商人形象简述

纵观《金瓶梅》以前的文学作品，以商业商人为题材的叙事文学作品很少，反而在《左传》《史记》等史传文学中记录了许多商人的事迹，商人形象在民间则以《诗经》《汉乐府》、唐诗宋词等抒情性文学最为突出。由于抑商政策和文人偏见，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往往是唯利是图、薄情寡义的小人物，形象单薄，性格扁平。具体来说，《金瓶梅》以前的商人形象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商人多是社会中下层的小人物形象。如《诗经》中的氓，貌似忠厚老实，实则是个社会中下层的负心汉形象；《汉乐府·孤儿行》中的小商人，“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头多虮虱，面目多尘”，是个孤苦无依、饱受虐待的弱者形象。第二，商人无情无义，无权无势。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的士人与商人地位悬殊，文人作者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商人，商人形象被丑化的现象比比皆是，他们多是无情无德、趋利避害的类型人物，这类形象在元杂剧中比较突出，如《青衫泪》中的商人刘一郎、《玉梳记》中的奸商柳茂英，商人们依仗金钱破坏才子佳人的爱情，最后受到惩罚。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商人往往以财富作为筹码，只懂金钱而缺乏真情。事实上商人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与复杂多变的情感世界，只是文人们没有深入挖掘，所以他们很少有机会转变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第三，商人生活豪华奢侈，坐享其成。由于“重农抑商”观念的影响，商人成为自然经济影响下民众心态的牺牲品，一般都是以不择手段、损人利己的行为获取财富，如白居易《盐商妇》中“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如”，批判性地揭露这种丑恶行为。文人作者注重商人“求利”的一面，认为他们不劳而获，因为商人不经过劳作却能牟取暴利，这与农业文明的要求背道而驰，所以必然受到传统价值观念的鄙视。事实上，商人财富的累积与自身脑力劳动、敢于冒险等因素是分不开的。第四，有些商人奉守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出现少数儒商形象。这实际上是作者为了解决商人“重利轻义”的思想与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而塑造的形象，目的是调和士商矛盾，例如元杂剧《东堂老》中的东堂居士李实，《刘弘嫁婢》中的洛阳巨富刘弘等，皆是仗义疏财、品德高尚的儒商。这些儒商形象虽然具有一些新的异质因素，但在本质上并未构成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反叛。

二、《金瓶梅》商人形象新变的时代背景

明代正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由经济变化而引发了文学、思想方面的连锁反应，在以《金瓶梅》为代表的市民文学中，商人形象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西门庆作为商人形象第一次真正成为中国小说史的主人公，他不再像以前作品中那样单薄片面、乏善可陈，而是变得生动鲜明、复杂典型，这与明代政治、经济、思想、社会风气等方面的影响密不可分。明代社会政治环境稳定，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社会内部滋生，商品经济空前活跃，这必然会引起社会风尚的变化，市民重商思想日益增强，经商活动作为一种被大众认可的职业反映了市民社会心理的变化。同时，思想解放潮流兴起，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出现，他们肯定经商活动，在理论上为商人形象的新变提供了可行性基础。

三、西门庆商人形象的新变分析

（一）由可有可无的角色成为主人公明代长篇小说《金瓶梅》第一次把商人形象作为叙述主体，以此进行全篇布局，不再叙写底层人物的无奈境遇，而是以商人形象西门庆作为叙事重心，中国文学史上的商人形象得到了极大程度上的被理解与释放。作家写西门庆，并没有将这个“混账恶人”简单化，他既贪财如命，也会“仗义疏财，救人贫难”，看似薄情寡义，却又饱含真情，他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的活生生的人。

（二）由无情无义到重视自我个性与情欲受阳明心学以及至情论的影响，西门庆身上体现着强烈的个性解放思想与原始的情欲需求，是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主张的反驳，以求冲破统治阶级枷锁，释放个人正常欲求。《金瓶梅》大量描写性行为和性生活，是原始自然主义观念的体现，西门庆的纵欲滥情实际上是在追求自我、满足自我，表现出普通人的真情实感。如他对李瓶儿是先欲后情，对已经去世的李瓶儿不忍丢舍，“宁可死了我吧，须得厮守着，和他说句话”，抱着李瓶儿的尸体失声痛哭也是他的真情流露。这反映出明末封建意识形态在市井世俗人物中已开始瓦解，但是西门庆的“自我”是极端自私的，作者有意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