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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恤：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中国古代礼制史研究一直都是史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作为五礼之一的凶礼，特别是凶礼之中的帝王丧礼自然也引起了学者较多的关注。自从发现《天圣令》以来，有学者提出借助复原《天圣令·丧葬令》之机，重新审视整个唐宋时期的丧葬礼制。因此，基于目前唐宋礼制研究方兴未艾的大背景，笔者对学界唐代丧礼中最高等级的帝王丧礼研究成果进行评述，以期对其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一、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研究综述

中国素来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无疑渗透在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礼记·礼器》有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由此可见，礼及礼制非常之繁复，小到饮食作息，大到邦国交聘，都体现出礼的外延，也无时无刻不受礼的约束。

虽然礼的条文较多，但按照传统的认知，可分为“吉、凶、军、兵、嘉”五类，即“五礼”。而“凶礼”部分，又可细分为“丧、荒、吊、禬、恤”五类，指诸侯国之间遭遇天灾而互相哀悼、慰问以及求援互助的礼节。自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后，礼制也发生了转型，即从原来的王权礼制时期进入了集权礼制时期，诸侯邦国的消失自然也导致凶礼内涵的转变，荒、吊、禬、恤统统被整合为政府荒年抚恤灾民的内容，但丧礼的内涵却在不断丰富，以致后世礼典多以丧礼指代凶礼。就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的研究而言①，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不同的研究方法与趋势。

在唐代，《贞观礼》《显庆礼》都以丧礼为重要部分，之后的《开元礼》更以研究丧礼为重点。就现今《通典》中留存的《开元礼纂类》而言，其丧礼部分多达200余条，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此后宋代的《政和五礼新仪》《文献通考》等书依旧将丧礼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承袭。而对古代丧礼研究集大成莫过于清代，清代盛行考据之学，对传统史书中丧礼部分的沿革及流变考据相对清晰。其中以徐乾学的《读礼通考》为典型。此书仿朱熹的《经传通解》，不仅回溯《仪礼》《周礼》《礼记》中的丧礼篇，而且兼采大、小戴礼记，参照《开元礼》《通典》等礼典所立纲目，分为丧期、丧服、葬仪等8个门类，内容丰富，对当时丧礼研究学者影响较大，被称“古今言丧礼者，盖莫备于是焉”。此后秦蕙田《五礼通考》、胡培翚《仪礼正义》等都对丧礼进行了相对精细化的研究。此类种种，不复赘述。总体而言，虽然封建社会时期的有关丧礼著作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实际上对帝王丧礼的研究还是较为缺乏的，笔者所见仅有《后汉书》中留存的《大丧纪》，《通典》中保留的《大唐元陵仪注》以及《文献通考》中的《国恤》。究其根本原因，盖因于帝王丧事，非臣子所宜言，要避讳。

民国建立以后，学者对于丧礼这一传统礼制开始了系统化探讨。如祝止岐《中国丧葬制度考略》、继明《中国丧礼源流考》、钱穆《论古代对于鬼魂及葬祭之观念》、何达《中国古代殉葬考》等，都对中国的丧葬礼制有所探讨，但相对较为单薄。新中国建立后，大陆学者有关丧礼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礼制的角度论述，构建其流变及影响。姜伯勤在《唐贞元、元和礼的变迁——兼论唐礼的变迁与敦煌元和书仪文书》一文中指出，元和时期是唐代礼制急剧变化的时期，开元礼与开元后礼产生了分化[1]449。而陈戌国持相反态度，其在《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一书的第二章唐礼中，用大量的笔墨论述了丧葬礼，认为《大唐开元礼》与所谓的开元后礼内容并无不同[2]431-788。由于其书著成较早，故起到了发凡之功。任爽《唐代礼制研究》是对唐代礼制的专题性梳理，其中较大篇幅介绍了凶礼的流程与规范[3]1622-2111。刘安志《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一文认为，《开元礼》在唐代基本上是得到行用的，其中的不少原则规定仍在唐代中后期的礼仪生活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4]40-56。吴丽娱在《对〈贞观礼〉渊源问题的再分析——以贞观凶礼和〈国恤〉为中心》一文中认为，《贞观礼》的《国恤》篇和凶礼主要继承了北朝礼和隋礼，同时也受到了南朝礼的影响，《国恤》可能有采自南朝成分而入贞观改礼二十九条的内容[5]。上述从礼制角度对丧葬礼的研究，部分地涉及了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的内容，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帝王丧葬礼制奠定了基础。

第二，从丧葬的角度论述，通过考察丧葬流程研究当时丧礼的运行。关于丧葬，通史性的著作主要有：罗开玉的《丧葬与中国文化》是较早研究传统葬礼文化的专著之一，逐一探讨了历代丧葬对文化的影响[6]；徐吉军和何云翱的《中国丧葬礼俗》，不仅对先秦到现代的葬礼进行了梳理，更对不同民族的葬礼风俗进行了考释[7]；徐吉军的《中国丧葬史》对历代丧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8]；万建中《中国历代葬礼》[9]、陈华文《丧葬史》[10]、张剑光《入土为安：图说中国古代丧葬文化》[11]、李玉洁《先秦葬礼与祭祖研究》[12]、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13]等，对研究唐代帝王丧礼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对唐代丧葬礼进行总论性的研究则有乐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