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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葬易俗与生死观念的转变

自清末以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丧葬风俗不断地发生变化，由复杂走向简单。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的思想受到洗礼，破除了迷信，丧葬习俗更加文明。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死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完成了从封建生死观到多元化生死观的转变。

丧葬;生死观念;风俗;文化

死亡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死亡而举行的葬礼也是人生礼仪中最为繁杂隆重的一项仪式活动。关于丧葬习俗的起源，一般人认为，中国最早的丧葬礼仪的信仰基础是灵魂不死和祖先崇拜，但是灵魂不灭的观念应该是在古代人先有了“生”与“死”的概念之后才会出现的，生与死是相互对立的，也应该是同时出现的，没有生就没有死，人类一旦拥有了生与死的概念，他们就会意识到生与死是一对永远不可调和的矛盾。丧葬习俗是生死观的外在表现，丧葬习俗的变迁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人们生死观的转变，本文拟对丧葬易俗与生死观念转变的问题及二者的关联问题进行探讨。

一由繁入简:丧葬习俗的变迁

清末民初，一些旨在救亡图存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改造旧习俗的救国主张，而改造旧习俗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变革传统的丧葬陋俗。民国初年，丧葬习俗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传统丧礼的变化和西式丧礼的出现两方面。从丧葬习俗的改变来看，其改变主要体现在丧葬礼仪从简和迷信观念的减少。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的丧葬礼俗已明显呈现出颓废的迹象，总的来看是丧葬礼仪逐渐简化。首先是丧服的简化。在古代社会，丧服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五种，统称“五服”，其服装样式、所代表的血缘关系各不相同，非常烦琐。而自清末以来，新丧均以白粗布代之，然后在帽结和鞋上以白色分别而已［1］。其次，丧期也逐渐缩短。按古制孝子应守丧三年，披麻衣、不食荤、不嫁娶、不娱乐，甚至不能为官做事，只能专心在家中守孝。到民国时候，丧期渐渐变短，由三年减为二十七日，官不卸职，士不辍考。这些正式民初丧葬从简的反映，原有的斩衰三年已不复存在。再次，丧礼的程序也舍繁从简。《新修大埔县志》中记载:“近丧礼亦逐渐改良。旧俗过于铺张，靡费不少，实则亲死而始为此盛仪，不外为子孙博世俗之名誉，甚无谓。近日多有主不设席，亲戚不送礼，仅以讣相闻，定期开吊，或便饭，或茶点……”［2］由此可见，至民国初年，一切形式都日趋从简。由于文明日益发达，科学不断进步，丧葬礼仪中的迷信成分也越来越少，像诵经超度、幢幡塞道等现象不断减少，丧葬礼仪不断走向文明。

从西式丧礼的出现来看，简易、文明的西式丧礼逐渐为人们所接受。首先，丧葬内容有所变化，在有的地方，传统的斩衰期功之制逐渐被黑纱缠臂之服所代替。灵堂陈设、安葬的明器都相应的有所变化。其次，从丧葬礼仪来看，由于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鞠躬之礼逐渐代替跪拜之礼，吊丧也逐渐由追悼会的形式所取代。开追悼会时，男女都可参加，来宾不一定送礼，仪式的主要内容是:报告开会宗旨、宣读祭文、宣读诔词、行三鞠躬礼、述行状、演说、家属答谢来宾、奏乐散会等。再次，到清朝末年，西方的公共殡葬服务的思想传入中国，殡仪馆、公墓、火葬场开始出现，1844年在上海租界内出现了第一个公墓——山东路外国公墓(英国人所建)。1927年在上海租界内建成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火葬场，这些变化推动了中国殡葬改革的发展。

建国以后，党和政府号召反封建反迷信，提倡丧葬从简，群众将土地庙拆除，棺罩砸毁。纸匠和吹鼓手均改了行。民间死人后，旧时丧葬那一套几乎全免，政府倡导实行火化，农村有将骨灰盒按土葬仪式埋葬，事后依然“过七”、“过周年”。机关、工厂的干部、职工对死者的悼念形式，多为臂缠黑纱，送花圈，举行追悼会，然后将骨灰盒放在火化场寄存室。有的在死者生卒纪念日到寄存室去瞻仰。骨灰一般是寄存三年。也有的不留骨灰，不举行悼念活动。农村由烧香纸到改烧花圈，再改为献送花圈。进入八十年代，多数人都按新的风俗进行悼念。20世纪90年代以后，传统的丧葬习俗又有所反复。人死之后，亡者儿女需穿重孝，要戴孝帽、穿孝衣、张孝鞋。乡邻亲朋闻丧，要陆续前往吊唁，吊唁或带纸、炮，或送礼金，也有送挽幛的。亡者安葬后，一七至四七逢七这天，多是孙男弟女到坟上烧纸摆拱，五七这天最为隆重，丧主家要盛宴款待烧纸客，以庆贺死者得安。一周年亲五七之后第一个大祭，届日，亲朋故旧仍要到坟上烧纸上供祭奠亡魂，至三周年祭奠仍较重视。

总之，自清末以来，中国传统的丧葬习俗不断被扬弃，不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丧葬习俗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仅是社会民俗的转变，更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巨大转折。

二单一到多元:生死观的转变

丧葬易俗是文化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的质变，从一个层面上反映了人们的生死观念的变化。生死观念是人们对生与死的根本看法和总的观点，不同的人生观，对生与死有不同的价值评价，从而形成不同的生死观。在中国历史上，不少思想家对生死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孔子谓“杀身成仁”;孟子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