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时期的凶肆与丧葬行业组织考论.docVIP

唐五代时期的凶肆与丧葬行业组织考论

凶礼是儒家五礼之一，其主要内容是丧葬礼仪，包括丧葬仪式、丧服制度、祭祀仪式等。丧葬礼仪非常复杂，需要很多相关的葬具、明器和仪仗用具，凶肆就是适应这种需求而产生的。凶肆，是指出售、租赁丧葬用品，提供丧葬服务的店铺，通常既可指单个的店铺，又可指同类店铺聚集之处。虽然“凶肆”一词始见于唐代，但出售丧葬用品的店铺出现得很早。东周时期商品经济发达，城中出现了市。[1]参见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从春秋中晚期开始，很多地区的中小型墓葬普遍随葬有大量的仿铜陶礼器[2]刘兰华：《从墓葬出土陶器的变化看商周两汉时期丧葬文化的演变》，《景德镇陶瓷》1994年第1期。，这些仿铜陶礼器很多规格一致，可能是从市中购买的商品，市中可能已经存在出售丧葬用品的肆。在传世的秦汉陶文中常常可见到一种“某亭”、“某市”的戳记，新中国成立后发掘的东周至秦汉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也发现许多带有同类戳记的陶器和陶片，如三门峡市秦汉墓所出印“陕亭”与“陕市”戳记的绳纹陶罐，这种戳记当为某地之“亭”、“市”制品的标记。[3]俞伟超：《秦汉的“亭”、“市”陶文》，《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页。据《汉书·原涉传》载：“涉乃侧席而坐，削牍为疏，具记衣被棺木，下至饭含之物，分付诸客。诸客奔走市买，至日昳皆会。”[1]《汉书》卷92《原涉传》。《后汉书·梁冀传》载，袁著为避梁冀追捕，“乃变易姓名，后托病伪死，结蒲为人，市棺殡送”[2]《后汉书》卷34《梁冀传》。。《后汉书·方术列传上》载，郭凤“先自知死期，豫令弟子市棺敛具，至其日而终”[3]《后汉书》卷82上《方术列传上》。。以上史料说明，至迟在秦汉时期，从棺椁葬具，到殓葬、饭含、随葬用品，都可以在市中买到了。

凶肆性质的聚落，在北魏就已经存在。据《洛阳伽蓝记》卷4载，北魏洛阳城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车为事。有挽歌孙岩，娶妻三年，妻不脱衣而卧，岩因怪之，伺其睡，阴解其衣，有毛长三尺，似野狐尾，岩惧而出之。”[4]《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0页。慈孝、奉终二里内之人经营丧葬行业，不仅有出售棺椁和租赁车者，还有专门唱挽歌者，与唐代凶肆内的情况已经很相似。北魏慈孝、奉终二里可以说是唐代凶肆的前身。本文主要考察唐五代时期凶肆的特点和变化，并探讨其社会历史意义。

一、唐五代时期凶肆概况

关于唐代凶肆，最为人熟知的是唐白行简《李娃传》中所载的长安城凶肆。据《太平广记》所收《李娃传》，唐天宝年间，郑生到长安应举，居住在位于皇城西的布政坊，一次访友途中，在平康坊鸣珂曲见到李娃，为其美色吸引，与其同居了一年，钱财荡尽后被设计抛弃，只好回到布政坊的邸店中借宿，由于心生怨愤，绝食三日，遘疾甚笃。“邸主惧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绵缀移时，合肆之人，共伤叹而互饲之。后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执繐帷，获其直以自给”，后来郑生因善唱挽歌，在东西二凶肆之争中助东肆取胜。[1]《太平广记》卷484，第3985—3991页。

丰邑坊是长安城西墙南门延平门内大街北第一坊，位于西市西南。宋敏求《长安志》卷10“丰邑坊”条注曰：“南街西出通延平门，此坊多假赁方相、车、送丧之具。”[2]《长安志》，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0页。《太平广记》卷260《房姓人》引《启颜录》曰：“唐有房姓人，好矜门第，但有姓房为官，必认云亲属，知识疾其如此，乃谓之曰：丰邑公相（注曰：丰邑坊在上都，是凶肆，出方相也）是君何亲？曰：是某乙再从伯父。人大笑曰：君既是方相侄儿，只堪吓鬼。”[3]《太平广记》卷260，第2027页。则长安丰邑坊有凶肆。清人徐松认为《李娃传》中的西肆就是丰邑坊。他在《唐两京城坊考》中注道：“按《李娃传》：凶肆有东肆、西肆。传言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则西肆在街西，东肆在街东，西肆当即丰邑，未知东肆是何坊，俟考。”[4]《唐两京城坊考》卷4，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6页。

日本学者妹尾达彦认为，天门街西有两个凶肆，一个在丰邑坊，另一个在西市内。[5]〔日〕妹尾达彦著，宋金文译，周蕴石校：《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古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30页。1975年，在发掘长安城西市西大街遗址中部时，发掘者发现了唐后期的残陶俑和陶俑头部，宿白先生推测该处可能属于凶肆遗址。[1]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西市位于布政坊西南，与布政坊隔街斜对。郑生在布政坊病倒，被邸主送到凶肆，邸主应该不会舍近求远，绕过西市将其送到西市西南的丰邑坊，因此该凶肆可能是西市内的凶肆。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