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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葬仪式与情感表达：西方表述与中国经验

一、引言：谁之丧葬？何种情感？

近年来，被网友戏称为“坟头蹦迪”的视频不时在各类社交网络传播，甚至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关注。[注]参见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网站，.au/news/2018-02-21/china-cracks-down-on-rural-funeral-strippers/9470238，2018-4-4。类似现象之所以能够引起热议，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在主流观念中应该庄重、肃穆的场合，混杂了轻佻、甚至不雅的活动。案例所处的脉络是具体的，但其中蕴涵的理论问题却是一般性的：丧葬仪式如何表达情感？应该表达何种情感？这种“应该”又来自何处？

丧葬仪式一直备受人类学关注。对个体而言，无论身处何种文化，死亡是生理上不变的限制，但丧葬仪式却是多变的公共事件，不仅联系着死者亲属与社区，同时还关联着死者与生者两个世界。尸体处理、悼念形式、信仰体系、灵魂观念等体现文化特性的实践与观念，都可以通过丧葬仪式体现出来。无论是早期“摇椅上的人类学家”汇总的各地丧葬风俗，还是现代人类学家在仪式、宗教、世系群等框架下进行的研究，抑或是晚近针对科技发展、临床话语控制死亡的现代社会研究中，丧葬仪式都占据着一席之地。

死亡通常能够引起强烈的情感反应，但是在丧葬仪式的研究中，情感因素的地位一直较为边缘，甚至被刻意忽略，这同“情感”在人类学、乃至西方思想中的整体地位变迁是一致的。西方思想传统中，长久以来有着扬理性、抑感性的传统，从韦伯的“铁笼”、到哈贝马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再到福柯的“规训社会”，各代社会理论家为我们揭示出的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图景，都是基于无情感的工具理性原则。作为对这种趋势的反叛，20世纪60年代，一直被压抑的情感被各类批判理论推到前台，[注]郭景萍：《西方情感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脉络》，《社会》2007年第5期。人类学中情感议题也随即受到重视。

丧葬仪式总会存在一个主体问题，即谁之丧葬；而情感表达则存在一个规范问题，即何种情感。丧葬主体各有不同，但是情感规范是否也会依主体而变化？这里的规范不只是社会文化环境下所规定的情感表达规范，还包括并未言明的人类学研究者自身的规范标准。下文先梳理了西方学者关注该领域时的表述，随后表明这两个视角在分析中国经验时，与中国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场争论相呼应。西方学者在关于中国丧葬仪式时，希望建构出与中国的丧葬仪式主体相对应的“中国情感”，而忽视了反思其立论根基。

二、丧葬仪式与情感表达的西方表述

西方人类学不同脉络都有针对丧葬仪式中情感表达的研究，无论是早期法国年鉴学派和英国结构功能主义的综合性民族志，还是将心理与情感因素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化—人格学派与情感人类学，都有一些研究提及到丧葬仪式中的情感因素。纵观上述各脉络，绝大部分表述都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即丧葬仪式中情感表达的多样性与强制性。

(一)丧葬仪式中情感表达的多样性

丧葬仪式上会出现哪些情感？如果将情感看成一端是平静，而另一端是激烈的连续谱，那么西方学者表述中丧葬仪式上的情感，对应着连续谱上多个情感强度。从塔希提人的相对平静、克制，[注]RobertI.Levy，Tahitians:MindandExperienceintheSocietyIsland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3.到我们日常较为熟知的悲伤与哭泣，[注][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人》，梁粤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再到“怜悯、恐惧、尊敬”，[注][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44页。最后到伊隆戈人“悲伤带来的愤怒”、[注]RenatoRosaldo，“GriefandaHeadhunter’sRage”，InEdwardM.Brunered.，Text,Play,andStory:TheConstructionandReconstructionofSelfandSociety,Washington,D.C.

呈现多样性似乎是人类学的跨文化视角题中应有之意，但西方表述中的多样性，大都以多层次的形态展现。首先，这种多样性表现在跨区域比较中，这是人类学中较为常见的呈现方式，尤其是地理距离较为接近的不同文化之间，对比造成的反差就更为强烈。例如，同处于美国西部平原上的不同印第安人部落之间，“日神型”的普韦布洛人拘谨、节制，他们在葬礼上的情感表达也有同样的特点，避免冲动的情绪，丧葬仪式从简，使这一切尽快过去；西部平原上的其他印第安部落则是“酒神型”文化模式，他们毫不节制死亡带来的痛苦，成员被期待在丧葬中表达极度的个人悲伤。[注][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