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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丧葬文化及生命意蕴

丧葬作为人类文化的展演符号，是生命关照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的仪式表达，它是以生命形态为载体的社会规范性行为之一，是生命最后一项“通过仪式”，也是最后一项“脱离仪式”。丧葬在表层意义上针对的是亡者，其本质意义则始终指向生者。青藏高原因地域、民族、族裔、宗教、文化上的差异，势必造成多形态的丧葬习俗，包括塔葬、火葬、土葬、天葬、水葬、野葬等。

受多元文化的影响，青藏高原丧葬仪式蕴含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包括丧葬观念、丧葬习俗、丧葬形式、墓葬类别，以及与之相关的哲学观、生死观、历史观、宗教观等，可以说，一个个体的丧葬仪式可能凝缩着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的全部信息，就审美意义而言，丧葬仪式是一种集口头文本传统和行为操作为一体的生命挽歌。

一、青藏高原丧葬文化及成因

作为我国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藏地区的丧葬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其形成既有客观物质条件原因，如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交往、族际关系等，也有宗教文化、哲学认识、历史观念等主观精神的积累。

(一)客观物质条件

就地理环境对青藏地区丧葬文化影响看，青藏高原海拔偏高，地理垂直变化与水平变化结合，山脉和地势高峻，湖泊众多，河流纵横，自东南向西北由暖湿至寒旱呈垂直水平差异，表现为由森林而草甸、草原、荒漠的地带性变化以及大陆性高原特色。受自然条件限制，青藏高原自古以来人口稀少，人口密度小，人为因素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作用较弱，相当一部分地区还保留着天然的的原始状态，特别在一些高原腹地，人迹罕至，开发程度较低，总体上适合游牧生产，而不宜农耕种植，部分地区适合林业和农牧结合。近代以来由于经济开发、交通改善，人为因素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逐渐增强。如河湟谷地、雅鲁藏布江中游谷地垦殖历史较长，农田基本建设较好，耕地大多有水利设施，是农业较发达、经济较繁荣的地区。复杂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青藏高原的多元丰富的生产方式和特殊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不同民族的丧葬方式。土葬是世界性的，也是高原地区普遍采用的方式。青藏高原的土葬基本不占用耕地，除了少数家族墓葬，多数墓葬以自然社区为中心分布。同时，由于传统农业相对薄弱，物资的匮乏限制了丧葬的规模和行为，故对亡者的陪丧等方面不发达。除此之外，人们因地制宜采取其他丧葬方式，很多民族不约而同采用天葬(或野葬)、火葬、水葬等习俗，如藏族、蒙古族、土族等，还有室内葬、平台葬、树葬等鲜为人知的葬法，这些丧葬方式首先是基于当地的地理环境的选择而确定。丧葬方式是死亡文化的一部分，表面上似乎与死亡观念相关，实际上是死亡观念的物化，如死亡行为形态，死亡实物形态，特别是与之观照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

在生产方式上，青藏高原的生产形态主要有牧区畜牧和农区种植两大生产方式，其中以畜牧生产为主。牧区畜牧业生产方式具有深厚的物质、社会、历史和文化基础，它既是高原牧民祖祖辈辈的唯一生产方式，也是整个高原各民族的主要生活来源，包括各种民族习惯等民俗文化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工业、商业、手工业等物质民俗也是围绕这一主要主业而展开的，畜牧业类型主要有牧区畜牧业、农区畜牧业、集镇畜养业等。牧区畜牧业以流动性和多样性为生产特点。其流动性指“逐水草而居”，依靠天然牧场根据牧草的季节性枯荣转场、迁徙的放养生产；其多样性是指牧民经常保持大规模的、不同种类的畜群，通盘考虑青藏高原多灾害天气的气候生态现实，如暴风雪、沙尘暴、干旱、冰雹和低温灾害，在随时出现的意外情况下将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降到最低程度。农区畜牧业是农业畜牧业的结合，除少数地区能够由牧场放养，大多数地区的牛羊、骆驼、马匹等牲畜均以舍饲圈养为主，有些地方是农民利用剩余劳动力和农副产品或余粮来饲养畜禽，将畜禽作为对于农耕的补充来源；有些地方则以畜牧为主，将农耕种植作为食物来源和结构的补充调剂，主要集中于农牧生产的交界地带。同时，青藏高原各地还存在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如瀚海绿洲农业、河谷淤地农业、小型平原农业等，主要从事青稞、小麦等粮食作物以及油菜、甜菜、蔬菜等经济作物的栽培。不能忽视的是，在青藏高原一直保持着配合游牧方式的巡回商业贸易活动和手工业加工等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丧葬文化则是生活方式的一个侧面。青藏高原的生产方式，有着规模大、历史久而欠发达的畜牧生产，动静交替的农业生产方式，有着与之配套的贸易加工生产。特别是生产力水平普遍较低，使得青藏地区的丧葬文化始终处在相对稳定的、静止的原生文化状态，总体上青藏丧葬文化追求奢华浪费的丧葬观念较为淡薄，而崇尚自然丧葬，主张薄葬、速葬等以简朴为美的丧葬观念深入人心，从而形成以俭为美，以简为美的审美观观念、审美标准和审美概念。同时，为适应自然周期性变化为主的流动性的生产、生活方式，人们对生命的认识和体验表现为二元思维下的生命不灭和轮回转世观念。

就社会交往(族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