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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

1国外研究状况

Wilison于1967年发表了一篇名为《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的文章，标志着人们对主观幸福感研究的兴起。他在文章中认为幸福的人具有以下特征：“年轻、健康、受过良好教育、有较高收入、外向、乐观、没有烦恼的、有宗教信仰的、具有高自尊、已婚、有工作热情、适中的期望以及渊博的知识，并且和性别无关。”

对于幸福感的概念定义，学者们的意见并不完全统一，但大多数学者认同Diener（1984）对主观幸福感的定义，他认为主观幸福感是评价者根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性评估，且主观幸福感具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主观性，以评价者内定的标准而非他人标准来评估；第二，稳定性，主要测量长期而非短期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第三，整体性，是对情感反应评估和认知判断的综合评价。此外，国外其他学者也对主观幸福感作了他们自己的定义，比如荷兰的社会经济学家RuutVeenhoven（1996）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对自己当前生活质量的积极评价，即人们对自己生活的喜欢程度；布鲁诺·弗雷（2006）认为，幸福是一种主观性的概念，可以划分为主观幸福和客观幸福，主观幸福感是一种态度，由情感和认知组成。

随着国外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进入实证性研究阶段，研究者们运用多种方法测量主观幸福感，其中大多采用编制量表的方法进行测量评估，较早的就是由Neugarten等人于1961年发表的“生活满意感量表（LSI）”，而在60年代中期，Cantril编制了“自我标定量表”(SAS)，在80年代，Diener于1985年发表了总体生活满意感量表（Generalsatisfa.tionwithlifeseale,GSWLS），除此之外，还有Derogatis等人编订的症状自评量表-90（SCL-90），Bradburn编订的情感平衡量表（ABS），Lawton等人编制的费城老年医学中心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量表（PGCPANAS），Wilison等人编制的积极与消极情感量表（PNAS0），Kozma和Stones编订的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虽然有学者对自我报告的幸福感的有效性提出质疑，但是Veenhoven等证明了幸福量表是可靠的和有效的。尽管存在一些偏差，但这种自我报告的幸福问卷却是目前获得幸福感数据的最好方式。

而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国外学者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就有著名的关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Easterlin悖论”，也叫幸福悖论。1974年Easterlin在《经济增长改善了人们命运吗?一些经验证据》一文中，通过对20多个国家的统计、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正式论证了幸福悖论。幸福悖论的核心内容是：（1）收入差异在一个国家内部会引起一定的主观幸福感差距，上层收入和上层社会地位的人比下层人的主观幸福指数更高；（2）富裕国家和穷国家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距不是很明显；（3）就国家整体水平来讲,国家变得更富裕并不会提高国民的主观幸福感。例如，美国1945-1970年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引起国民整体幸福感的增加。上述第（1）是收入与幸福的正面关系，第（2）（3）是收入与幸福的反面关系，二者之间的结合就是幸福悖论。第（1）结论被伊斯特林誉为幸福悖论的逻辑前提，没有个体收入和幸福的顺关系，也就不存在整体收入的相对增加和幸福感下降的悖论关系。

除上述研究外，对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国外学者还做了其他的研究，比如研究表明，性别、年龄、教育、宗教、婚姻、健康等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Rogers（1998）等研究也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仅能解释幸福感的20%以下的变异；Abbasi等人（2020）从智能手机使用和游戏消费体验的角度研究影响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时发现，儿童对智能手机的情感投入、享受和感官体验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儿童对智能手机的幻想、逃避、兴奋和角色投射体验未能影响儿童的主观幸福感；Bailey等人（2020）在研究社交媒体上真实的自我表达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时发现自我表达更真实的人也报告说生活满意度更高，这种影响在不同的人格特征上似乎是一致的，同时还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与幸福感的关联程度取决于个人如何使用它；Luchesi等人（2018）在研究与社区老年人幸福相关的因素时发现心理因素和年龄影响着中老年人的幸福感，此外，更好的筛查、诊断和治疗心理健康可以增加老年人的幸福感。

2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大致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比国外晚了将近30年。最初国内学者大量引进国外理论和量表，广泛吸收其中的优秀理论成果和测量工具，并应用于实际，如今国内学者在沿用国外测量工具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特色，进行主观幸福感的本土化研究，也有了不错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