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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词坛沉寂现象论考

摘要：“辽代词坛创作沉寂”这一判断不惟是文献稀缺现实下的一种假设，实则亦与历史的真相相差无几。而相较于词在高丽以及金的接受与创作，辽代这种词坛沉寂现象的产生既与其本身的文化立场息息相关，也与这一时期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所表现出的传播特点密不可分。尽管辽词创作不兴于世，但辽人之于词的发展，尤其对于金词风格的塑造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对此现象的探讨，是我们理解整个十至十三世纪词史的有益补充。

关键词：辽词；词坛沉寂；词史价值

时至今日，学界之于十至十三世纪词学的研究已然由最初局限于赵宋一朝，转而放眼于整个宋金元词坛，并由此对词之发展有了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理解。然而即便如此，对这一时期辽代词坛面貌的探讨却仿佛始终是治词者研究的禁区，鲜为人所涉足。这一方面自然与长期以来华夷观、正统论的影响密不可分，但更为紧要的，辽代本身相对保守的文化政策1，以及其后所遭罹的兵燹之祸，导致辽词研究从一开始便陷入了文献不足征的窘境，而这事实上也是整个辽代文学研究所遭遇的共同问题。

只不过，论及诗文，毕竟还有《全辽诗话》《全辽文》这样的辑佚之作可以凭借，尚且能勾勒出类似“圣、兴、道三宗，雅好词翰……东丹王倍聚书万卷，平王隆先著有《阆苑集》。文学之臣若萧韩家奴、耶律昭、刘晖、耶律孟简，皆淹通风雅”[1]（P2）这样的文坛轮廓，而同一时期涉及词与辽人关系的史料，就笔者目之所及，却仅存寥寥两则而已。由是，我们不禁会有这样的疑问：今天呈现在人们眼前的辽代词坛沉寂的面貌，究竟仅仅是文献亡佚所产生的假象，抑或与历史的真相相差無几？

要回答这一疑问，首先自然离不开对现存两则相关史料的解读。其一乃出于五代北宋之际，孙光宪所作《北梦琐言》一书。是书卷六“以歌词自娱”条有云：

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2]（P135）

据《汴京遗迹志》载，“大梁城门，东曰夷门……后人遂直指汴京为夷门”[3]（P118-119），则文中所谓“契丹入夷门”，即指公元947年，耶律德光率军南下中原，攻陷汴京，灭亡后晋之事。尽管这一事件最终以耶律德光迫于“蕃汉有别”的传统意识与“国人厌苦”[4]（P35）的严峻现实，不得不舍中原北归而告一段落，但入主中原这一经历本身却无疑在其内心造成了巨大触动。在攻取汴京之后，耶律德光便迫不及待地效法汉人典章，服中原皇帝衣冠，称帝于汴京皇宫，摒弃契丹旧名，改国号为辽。史载，其“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阁”后，甚至顾左右而叹：“汉家仪物，其盛如此。我得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邪！”[5]（P898）这深深地传达出在与汉文化接触过程中，其人明显的推崇心态与强烈的自卑情结。

不过，所谓的“汉文化”并不仅仅狭隘地停留在君为臣纲、天子仪礼的层面。辽人在南侵过程中显然同时获得了大量接触中原文士、汉地风俗、典章文字的机会。而恰如上述史料所揭示的，晋相和凝的词作与词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为辽人所知晓。只是需要说明的是：首先，仅就五代词的创作而言，其主要还是围绕南唐与西蜀两个中心展开，相比于这二者，尽管中原也不乏一二词人的出现，但受制于频繁的政权更替、连绵的战火纷争，始终缺少词这样一种与生活娱乐紧密相连的文学样式生成的稳定环境；其次，由于疆域的阻隔，无论是战是和，辽与汉文化的接触都只能以中原地区为窗口，无法直达南方腹地。故而由和凝词的北传能否推导出当时其他词人词作亦一并传入辽地的结论，恐怕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当然，如果说《北梦琐言》所反映的还只是词于辽人间传播与接收层面的问题，那么辽大安年间（1085—1094）王鼎所作的《焚椒录》则无疑真实而完整地记载下了现今仅存的一组辽词作品及其创作的前因后果：

后常慕唐徐贤妃行事，每于当御之夕，进谏得失。……上虽嘉纳，心颇厌远。故咸雍之末，遂稀幸御。后因作词曰《回心院》，被之管弦，以寓望幸之意，曰：

扫深殿，闭久金铺暗。游丝络网尘作堆，积岁青苔厚阶面。扫深殿，待君宴。

拂象床，凭梦借高唐。敲坏半边知妾卧，恰当天处少辉光。拂象床，待君王。

换香枕，一半无云锦。为是秋来转展多，更有双双泪痕渗。换香枕，待君寝。

铺翠被，羞杀鸳鸯对。犹忆当时叫合欢，而今独覆相思块。铺翠被，待君睡。

装绣帐，金钩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见愁模样。装绣帐，待君贶。

叠锦茵，重重空自陈。只愿身当白玉体，不愿伊当薄命人。叠锦茵，待君临。

展瑶席，花笑三韩碧。笑妾新铺玉一床，从来妇欢不终夕。展瑶席，待君息。

剔银灯，须知一样明。偏是君来生彩晕，对妾故作青荧荧。剔银灯，待君行。

爇熏炉，能将孤闷苏。若道妾身多秽贱，自沾御香香彻肤。爇熏炉，待君娱。

张鸣筝，恰恰语娇莺。一从弹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风雨声。张鸣筝，待君听。[6]（P2-3）

这组词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