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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视域下的辽西古代文学特征论

辽西文化是辽宁地域文化乃至东北地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之一，有着深远的历史、厚重的积淀和鲜明的特征。其特征可概括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源头；少数民族文化特质凸显；多经济类型与文化熔炉。

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态和历史走向，催生和承载了同样深具特色的地方文学。多年来，学界包括地方文学研究的学者，并未充分认识到辽西文学的价值，对其尚缺系统的研究。因此，在地域文化视域下对辽西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进行学术梳理，不仅能够改变人们对辽西文学价值的认知，对于我们观察和解析地域文化的构成、文化蕴涵和精神特质，同样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独特的辽西地域文化形态

文化研究中的辽西，即当代学者所论定的“燕山山地以北、西拉木伦河以南，医巫闾山以西和七老图山以东的区域。”［1］

辽西是人类早期活动的区域之一，这里曾发出照亮中华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被誉为中国北方上古时代文明中心的红山文化，“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2］。红山文化和它的母体“辽河流域”，是东北地区汉文化的发源地，“这是历经数万年乃至数十万年的淘汰、选择，优胜劣衰，反复融汇，而积淀于西辽河与大辽河流域，最终汇聚于凌源牛河梁地区，迸发出的文明之光，为关东文化的形成揭开了序幕”［3］101。

远古与上古时代的辽西文化具有显著的早发性特征，不但在东北地区居于领先地位，其先进性在较长历史时期内明显超越辽南、辽东和辽北地区，较之辉煌灿烂的中原古文化，辽西这一时期的文化成就也毫不逊色，它“同华北平原联系与交流密切，故农耕文化发展过程中，最早吸取了中原农耕部落的较先进文化因素，且与中原文化发达地区保持相近发展水平，有时甚至领先一步。辽西地区较早出现的龙文化、玉文化和与此相关的巫文化，便是鲜明的标志”［4］。同样重要的是，融入中原文化因素和草原民族文化特点的辽西青铜器，将东北地区带入了标志着人类文化早期辉煌的青铜时代。

辽西的发展史，是一部汉人与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这里既是诸多民族的起源地，也是中原汉族与北方东胡族系、东北肃慎族系、秽貊族系等迁徙驻足或长期聚居的重要地区。起源于辽西或在辽西迁徙流转或长期生活的民族主要有近20个。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辽西成为少数民族异常活跃的舞台，他们在这里生息、争夺、迁徙，在创造本族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着文化板块的结构，改变着其中的文化元素，使辽西成为少数民族特质不断凸显的文化区域。对辽西文化形态的形成产生较大影响的少数民族主要有乌桓、鲜卑、契丹、蒙古等。

乌桓与鲜卑皆属东胡族系，原居大兴安岭南端［5］349。汉代初年后，乌桓逐渐南迁至老哈河流域乃至辽西腹地。同时，鲜卑一部也渐次迁入辽西。自汉初到慕容鲜卑及鲜卑化的汉人所建立的“三燕”灭亡止，乌桓，特别是鲜卑人在发展自身文化、不断汉化的过程中，为辽西地域注入了更多的非汉文化元素，形成了骑射文化对农耕文化的冲击，进而创造了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三燕”文明。

契丹是源于鲜卑宇文部的草原游牧民族［5］240。公元4世纪末，契丹人已进入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公元5世纪，为避柔然人之扰，部分契丹人入驻白狼水（今大凌河）以东地区，并逐渐进入辽西腹地。经过长期的发展和不断壮大，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在龙化州（今内蒙古赤峰地区）正式建立契丹政权。后以辽西为中心，以东北为基地，几度征伐，契丹占领了北部中国，境内多民族共同生活，创造了影响深远的契丹-辽文化。需要提及的是，契丹-辽文化受汉文化影响最大，其次是渤海文化。这一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较之鲜卑文化等，更大程度地实现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混融和合，进一步改变了地域文化的特质。

蒙古族原居额尔古纳河下游的大兴安岭山林地带。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落后，开始四处征伐。1214年，蒙古札剌亦儿部首领、左手万户木华黎率军队南下，于次年控制了辽西地区。经元、明、清三代的发展，辽西的西北部逐渐成为喀喇沁、兀良哈、土默特、蒙郭勒津、科尔沁部等蒙古人游牧和居住的区域。清初，设立蒙古东三盟，即哲里木盟、伊克盟、卓索图盟，其中“卓索图盟包括喀喇沁、土默特两部共5旗399佐，是东三盟中人口密度最大的一盟”［5］1411。蒙古族人长期与汉、满、朝鲜、锡伯等民族杂居，在将蒙古族文化因子不断注入地域文化的同时，也在文化融合中丰富和发展着自身的文化。

在地理条件的复杂性、民族构成的多样性和民族迁移的频繁性等因素的影响下，辽西的经济类型也具有鲜明的特色，历史上多种经济类型并存，农耕经济、渔猎经济、游牧经济三大类型无一缺失，且不断渗透，互相影响。由于辽西是汉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又是东北与中原的接壤带，农耕经济曾一度是该区域的重要经济类型。北纬38°～45°，西起日本海西岸，东至东欧匈牙利平原，被誉为地球的“绿色飘带”，自古就是游牧民族自由驰骋的天地。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