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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叙事批评语境下的《焚椒录》

《焚椒录》反映辽道宗宣懿皇后、当时最杰出的女才子和文学家萧观音(1040—1075)的悲剧生平。辽人的叙事文学为世人所知者寥若晨星，而此文乃独一无二至今仍传于世的作品，故显得尤为珍奇可贵。它成书于辽大安五年(1089)，为当代人所记当代事之作，不仅颇受治辽代文史的学者重视，而且由于自身较突出的艺术审美价值和相当高的可读性，故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史上保持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其作者王鼎(？—1106)字虚中，清宁五年(1059)进士，历仕州县，入为翰林学士、观书殿学士等。以酒醉怨道宗，夺官流镇州。《辽史》入《文学传》，在卷一○四。此外，少数石刻文和地方志也偶一提及其生平撰述方面的情况。当代不少人曾综合所有相关史料，特别是新发现的石刻文作过详密完备的勾稽考证和匡误补漏。《焚椒录》较完整地记述了萧观音被当朝权奸耶律乙辛、张孝杰构陷至死始末。依传统观念，它或为杂史，或为传记。《四库全书》列入史部杂史类。当代人就其体裁归属也出现过不同看法，主要有写实小说、传奇小说和笔记小说诸说。可以说，它在纪实的总体框架中，夹杂了不少虚构成分，并带有明显谶纬色彩，是用小说笔法写成的带有浓郁文学色彩的传记文或纪实基础上创作的记人叙事文，文体形式应归于传奇小说这一门类。对《焚椒录》的研究，研究者多从历史、文学两个角度入手，前者注重其史料的真伪、宫廷派系之间的争斗倾轧、异质民族文化之间的冲撞融通以及萧观音悲剧对辽朝盛衰乃至历史进程的影响等方面，而后者着眼于其人物形象塑造、矛盾冲突遣置、起承转合安排、艺术鉴赏价值等方面。从整个研究状况看，对这部佳构在艺术上经营效应的探究则多有不足。从叙事文学角度研究的学者语及其艺术表现内容时，自然特别看重故事情节这一因素，致力于探索其按照时间顺序构思情节发展走向和布局结构安排的艺术成就。这当然是顺理成章、无可厚非的。依照传统说法，“叙事艺术就是时间艺术”，故事情节固然是与时间紧紧地缠绕绞合在一起的。然而，在时下新的观念和方法不断冲击传统的单向、单线、单面思维模式语境下，这一治学理路也流露出相当明显的弊端。起码可以说，其理论框架肯定是不够完善的。西方叙事理论认为：“小说既是空间结构也是时间结构”[1]224，“空间是时间的身体……时间是空间的灵魂”[2]。诚如巴赫金所说：“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3]274-275从实质上说，叙事艺术是时间和空间的有机统一体，创作中不仅要设定相应的时间阶段和时间顺序，而且必然涉及某一个或数个承载、容纳人物行动和情节演进的空间，时间与空间是交织、粘扭在一起并互为依存的，空间在时间中存在，时间在空间中流动，二者互为依存，具有很大的统一性与同一性。近几十年来西方兴起的空间叙事理论从根本上摇撼乃至于颠覆了传统观念。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在中国文学的主流中……空间感往往优先于时间感”，自上古至明清的叙事作品都带有这一倾向[4]42。这些理论为研究工作开辟了新的路径和前景。因此，笔者拟从空间叙事学的角度探讨《焚椒录》的艺术成就和美感特征，庶几能有新的收获。

一、话语空间：主体与客体的交融

观察、认识和反映现实生活的角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空间叙事的艺术效应和水平高下。毋庸置言，这篇小说采用全知叙事方法，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主流模式。其主要特点是作者置身于自己所营造的艺术空间之外，以旁观者的身份和全知全能的姿态俯瞰和叙述整个情节，充分调动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纵横捭阖，泼墨挥毫，随心所欲，广阔无垠、全景扫描般地展示所欲表现的客观世界，比限知叙事有更大的自由和优势。一般来说，使用这一方法叙事时，主体面对世界的观物心境和写作态度是客观、冷静的。然而，细读《焚椒录》获得的印象是，作者在致力于追求再现人物、事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同时，将自己的思绪情怀与作品主人公的遭遇紧密相连，彼此产生了强烈的互感并碰撞出共鸣。《焚椒录》表现的故事都是作者所看见或听见并以第三人称讲述出来的。作为叙述者，王鼎将自己置身于自己营造的艺术世界之外，但在讲述时，又思与境偕，与作品主人公的情感、思想和行止息息相通，让主体和客体的精神世界叠错交感，极大限度地运用和发挥了主体的话语权，使小说形成了一个主体与客体关联互动、交流感应、相激相融的艺术境界。这就是论者所谓从“原生事件到意识事件”[5]的艺术创造过程。

王鼎在小说序中有这样一段告白：自己咸雍、太康之际在朝中为官，适逢此事变。一时间，南北面官员对此众说纷纭，间有不少岐说，使萧观音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