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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契丹人诗歌文学特色刍议

摘要：本文从辽代文学、诗歌发展状况入手，从表达方式、题材、文风等方面剖析辽代契丹人诗歌特色，得出遼代契丹人诗歌虽宗法唐宋但其文风刚劲豪放、自成一格的结论。

关键词：辽代；契丹人；诗歌；特色

从“契丹”一词自初见于史载到阿保机立国经历了500余年的发展期，从古八部、大贺氏八部发展到遥辇八部，完成了部落到民族的转变，其社会形态由原始部落联盟发展为兼具奴隶制成分的社会。应该说，这时的契丹部族还是比较原始的，只是刚刚孕育了一朵文明的蓓蕾。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效仿中原王朝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契丹国，即辽国。阿保机以政治家的智慧认识到新生政权吸收汉文化的迫切需要，确立了以儒治国的策略。这是契丹族加速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开始，也是以契丹、女真、汉族为主体的辽国政治、经济、文化飞跃发展的肇始。“澶渊之盟”以后，宋辽两国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契丹君主大力提倡儒学，实行开科取士，延揽汉族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阶层。这一时期宋辽文化交往增多，使节来往不断。聂崇岐说：“宋之大史，大半皆知名士，且多传于《宋史》。”[1]一些文学大家如欧阳修、王安石、沈括、苏轼、苏辙都曾出使辽国，这在辽国当然是文坛上的盛事。辽国方面亦“通好以来，岁选人才优异、聪敏知文史者，以备南史”[2]。派往南朝的使臣以通晓汉学的汉人为主，部分汉人通过科举入仕，契丹人多以武功入仕。辽晚期时，契丹人也被获准参加科举。终辽一代，契丹君主对于汉文化基本上都采取接纳吸收的态度，政策上的支持促进了儒学及汉文化在辽国的传播，特别是激发了契丹人学习汉文化的热情。汉文化浸润和滋养了一批契丹文学家、诗人，但由于史料的阙略，传世的作品寥若晨星。几位契丹君主也都喜爱汉学，他们将内涵丰富的汉文化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极具本民族特色的诗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宝库。本文仅就传世的契丹人诗歌文学特色做以剖析，品味契丹人诗歌独特的艺术魅力。

1宗法唐诗，直抒胸臆

诗以言志，其表达方式可以直抒胸臆，也可以托物言志、借物抒怀。辽诗更多采用开门见山的表达方式，试举几例。

耶律倍，汉名亿，阿保机长子，幼“聪敏好学”，“有文才，博古今”“译阳符经”。身为东丹王，耶律倍在与德光的皇位竞争中失败，受到监视，愤而转投南唐。他所作《海上诗》最为著名：“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别国。”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辽代诗歌》中分析：“山是契丹小字，其义为可汗，与汉字‘山形同义异。”此诗文学性乏善可陈，其文学特点是开门见山，直抒胸臆，缺点是过于直白，缺乏韵律美与可读性，更多表现出模仿与学习的痕迹。即便如此，区区四句即将政治失意而不得已亡命海外的隐忍和对骨肉相残的煎熬与悲愤表达出来，且深合儒家“哀而不伤”之旨，殊为不易，尤其是对于辽初的契丹贵族来说更加难能可贵。清人赵翼在《二十四史札记》卷二七中评：“情词凄婉，言短意长，已深合风人之旨也。”

《全辽文》卷一载辽圣宗《传国玺》一诗：“一时制美玉，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宜慎守，世业当永昌。”此诗平铺直叙，开篇即点明主题，既没有过多修饰性词语，也没有晦涩生僻的典故，寥寥数字将自己的政权是天命所归并祈望政权千秋万世的意思准确表达出来，反映出圣宗皇帝深厚的炼字功力。诗文中也流露出圣宗对华夏文明的高度认同，他认为契丹人也是华夏苗裔，与“宋”不同的是自己镇守的是祖国的“北方”，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元化与包容性。圣宗耶律隆绪是一位汉文化的推崇者，他曾说“乐天诗集是吾师”，“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诏番臣等读之”[3]，足见其对白诗的喜爱。此诗语言平实且简单易懂，这也正是白居易诗歌的最大特点。

道宗耶律洪基是辽代帝王中汉学造诣最为深厚的一位，自幼爱到良好儒学教育，对“尊华夏、贱夷狄”的观念不以为然，认为“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曾祈福“愿后世生中国”，他精通华严经且工诗文。道宗《题李俨黄菊赋》曰：“昨日得卿黄菊赋，剪碎金英添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此七绝开篇明义，言简意赅，但诗韵悠长，诗中“金英”等处有模仿痕迹，但较耶律倍“小山”诗已不知强出多少倍，不失为辽诗中的压卷之作。道宗曾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皇太后，此诗已佚。道宗还为耶律良诗集赐名《庆会集》，耶律良为道宗编辑《清宁集》，道宗与耶律良君臣间以诗会友，互相唱和的风雅往事历来为人所称道。

道宗懿德皇后萧观音是辽代传世作品最多的一位才女，有《伏虎林应制》《怀古》《回心院诗》等诗作传世。《伏虎林应制》曰：“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这首诗气势磅礴，想像奇特，写尽了道宗威慑猛虎、睥睨南朝的英雄气概。另有一首《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更为后人称道：“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奇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谷蠡，声教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