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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交融背景下的辽代诗词

一、辽代诗词的基础

辽朝接受儒家文化，确立“尊孔崇儒”基本国策，称自己为中华民族祖先炎帝的后裔，自觉归属于中华民族。在统治方式上接受了中原政权相关制度的成果，建五京，兴学校，实行科举，因俗而治。在辽宋关系上，辽朝以北朝自居，称宋为南朝，强调南朝和北朝为一家，都是“中国”的意思，倡导“华夷同风”。当汉士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时，道宗插言道：“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耶？”汉儒给辽道宗讲解《论语》避讳“夷狄之有君”句时，道宗说：“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1]《辽史》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耶律）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祭奠”[2]。道宗时期，汉文化为契丹贵族普遍接受，儒家的封建政治思想在辽朝的统治中居于重要地位。

“圣宗时，止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3]，势必引导人们向心于美文，驰骛于词赋。词赋为正科，必然会激发人们对诗、词、赋等创作的兴趣。辽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族建立的王朝，统治者大都通晓汉文，以汉文为尊，且多用汉文写作，包括诗、词、诏书、传记、章奏、志等。而诗词作者仅局限于皇帝、帝后、宗室、群臣、着帐郎君子弟。从五言到七言，从“朴实直白”到“袖中余香”，从“丛林伏虎”到“飞燕入昭”，从“文章通谷蠡”到“何必昧真心”，辽代存世诗百余首。“苔花如米小，亦学牡丹开”，辽代诗词是中国文学史上宝贵的一页。

应制属和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

[辽]萧观音

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奇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

文章通谷蠡，声教薄鸡林。大宇看交泰，应知无古今[4]。

这首五言律诗作于清宁三年（1057）八月。时道宗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皇太后（原诗已佚），这首诗是应制唱和之作。“君臣同志”是指君臣上下同心协力，振兴辽朝。而“华夷同风”是指辽王朝吸收借鉴中原王朝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二者同为华夏文明。“奇琛”指传国玉玺，象征天命所在，渲染万众归心的王政气象，到处承受皇帝的恩泽，天下都有“捧日之心”。后两句是指辽天子声威文教被及四海，辽朝以仁孝礼乐文化感化四方。“谷蠡”为左右匈奴王封号，“鸡林”即新罗国名。辽朝不把自己看作“夷狄”，而是看作中华文明传统传播到的较远的地域，这在政治上、文化心理上对促进民族融合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辽代诗词的发展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北狄传》中记载窟哥等部归顺唐朝，赐姓李，李姓也是契丹族姓氏之一，如李失活、李尽忠、李光弼。契丹贵族重视学习中原文化，贵族阶层往往都受过汉文化教育。《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记录耶律阿保机和唐明宗的使者姚坤对话时说：“吾能汉语，然绝口不道于部人，惧其效汉而怯弱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耶律阿保机熟悉汉语，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深厚和汉语言文化修养，但限制普通民众的汉化，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辽代灭亡。辽朝这一特殊的政治环境成就了一批贵族出身的诗人。

耶律倍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曾被立为太子。《契丹国志》载：“赞华性好读书，不喜射猎。初在东丹时，令人赉金宝私入幽州市书，载以自随，凡书万卷，置书堂于医巫闾山上，匾曰‘望海堂’。”母亲述律后担心耶律倍崇尚儒家文化，不利于辽朝征战和疆土拓展，损害辽朝体制和契丹贵族利益，便扶植耶律德光即位，即辽太宗。故耶律倍改封为东丹王，后投奔于后唐，授官职，赐国姓，改名为“李赞华”。耶律倍曾通过《海上诗·小山压大山》“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这一五言古体诗，抒发了帝位被废，还受其弟太宗猜忌，壮志难酬、亡命海外、投奔异国的悲凉凄楚之情。本诗巧妙地用契丹文和汉文表达了耶律倍的悲愤。“山”在契丹小字中是“汗”的意思，“小山压大山”就是“小汗压大汗”，是对耶律德光夺去自己帝位的怨恨，既有鲜明的意象，又有深微的隐喻。清代文学家赵翼论此诗说：“情词悽婉，言短情长，已深合于风人之旨矣。”[5]金代诗人元好问曾赋诗咏赞耶律倍的才华，高度评价了他的诗画成就：“意气曾看小字诗，画图今又识雄姿。血毛不见南山虎，想得弦声裂石时。”[6]耶律倍是位出色的诗人、学者，是辽代诗歌史上的开创性人物。

《辽史》记载辽代几位皇帝爱诗之事。史载辽圣宗十岁能诗，晓音律，尤喜吟诗。辽兴宗也善为诗文，重熙十九年（1050年，北宋皇祐二年）宋使赵概至辽，辽兴宗于席上请赋《信誓如山河诗》。辽朝统治者深受中原文风濡染，雅好词翰者众。皇帝和一些汉臣能诗者结为诗友并切磋诗词。《辽史·张孝杰传》中即有（皇）上诵《黍离》诗：“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孝杰奏曰：“今天下太平，陛下何忧？当有四海，陛下何求？”道宗大悦。《鸭江行部志》记有《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