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民族文化形态下的女诗人形象——以班婕妤和萧观音为例.docVIP

不同民族文化形态下的女诗人形象——以班婕妤和萧观音为例

班婕妤和萧观音是汉族和契丹族文化形态下成长起来的杰出女诗人，一位帝妃，一位帝后，同样享有尊贵的地位。她们处于宫廷之中，用诗词作品来描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反映特殊境遇中的心理体验，展现宫廷女子别样的生活状态。她们来自不同的民族，却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诗歌题材也颇为相近。但是由于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使得她们的诗词作品在表达思想情感方面同中有异，从而形成了她们不同的文学风格与处世方式。

一、贵而不显的巾帼才情

汉代的班婕妤和辽朝萧观音有着相近的生活经历与德操品行。她们出自名门，拥有十分显赫的家世，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班婕妤的父亲班况官至左曹越骑校尉，她是班彪的姑母，班固、班超、班昭的祖姑。《汉书·外戚传》云：“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选入后宫。始为少使，蛾而大幸，为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馆，有男，数月失之。”[1](P996)班婕妤少有才学，工于诗书，汉成帝初年被选入皇室。曾生一子，但是不幸夭折。她最初为少使，后封为婕妤，享有尊贵的地位。“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婕妤视上卿，比列侯”。[1](P981)萧观音是辽圣宗钦哀皇后之弟枢密使萧惠的女儿，《辽史》载：“后萧氏，小字观音，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擅琵琶。”[2](P1205)清宁初（1055），被立为懿德皇后。

班婕妤和萧观音备受帝王的宠爱，却从不恃宠而骄，处处约束自己，善于规谏君王。在赵飞燕未入后宫之前，班婕妤时常陪伴在汉成帝的身边，她姿容冠绝，颇通史事，常常引经据典，来消除皇帝内心的阴霾。有一次，汉成帝提出要与她同辇而游，她果断拒绝道：“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1](P996)古代圣君出游的时候，伴随左右的是贤臣，而亡国之君则由嬖女姬妾陪伴左右。班婕妤的这一行为，不仅赢得了皇帝的赞赏，而且太后更是盛赞她可与樊姬相比。樊姬是楚庄王的夫人，“庄王即位，好狩猎，樊姬谏不止，乃不食禽兽之肉。王改过，勤于政事。”[3](P65)楚庄王好打猎，而樊姬为了劝阻他以国事为重，以身作则，自己不吃禽兽肉，以谏楚庄王狩猎之好。楚庄王为此深受感动，最后成就了一代霸业。萧观音“常慕唐徐贤妃行事”，[4](P2)因此对国家大事尤为关注，每当与道宗相处时，向皇帝阐述自己的观点。契丹是马背上的民族，王室贵族马上得江山，虽然接受汉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们仍然保存本民族尚武勇、重骑射的民族特点，辽道宗“擅圣藻而尤长弓马，往往以国服先驱，所乘马号飞电，瞬息万里，常驰入深林遂谷，扈从之不得”。[4](P2)萧观音对此十分担忧，她在那一年写下《谏猎疏》：“妾闻穆王远驾，周德用衰；太康佚豫，夏社几屋，此游畋之往戒，帝王炎龟鉴也。顷见驾幸秋山，不闲六御，特以单骑从禽，深入不测，此虽威神所届，万灵自为拥护；倘有绝群之兽，果如东方所言，则沟中之豖，必败简子之驾矣！妾虽愚窃为社稷忧之。惟陛下尊老氏驰骋之戒，用汉文吉行之旨，不以其言为牝鸡之晨而纳之。”[4](P2)通过穆王因耽于畋猎而误国，导致世风日下、国将不稳的典故，借古讽今，言语之间处处以道宗的自身安危着想，希望君主不要以身试险，应该吸收汉文化的吉行之旨，出行处事有所芥蒂，更希望道宗以国事为重，言辞恳切，有的放失，极具感染力。

班婕妤和萧观音在同样的诗词题材中，却显出别样的风格特色。班婕妤重在从妇德的角度出发，引经据典侧重于女子祸乱朝纲的一面，夏桀宠爱妹喜，商纣王宠爱妲己，周幽王独宠褒姒，从而导致亡国。她从传统的角度出发，没有突破封建礼教女子“红颜祸水”、“男尊女卑”观念的束缚。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根据阳尊阴卑的理论，明确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命题，从此，礼教对于妇女的束缚更为严重。班婕妤出身名门，除了笔墨诗书方面的教育以外，必然接受妇道规范的教育。《汉书》载：“婕妤诵《诗》及《窈窕》、《德象》、《女师》之篇。每进见上疏，依则古礼。”[1](P996)她如此谨言慎行，丝毫不敢僭越礼法，是因为担心大臣说她恃宠而骄，祸乱朝纲，进而为家族蒙羞。受汉族文化与北方皇族后宫女性的影响，萧观音的言行则像一名臣子，从道宗安危和国体存亡角度出发，运用西周穆王在掌权末期肆意远游，导致国政旁落、江河日下、最终误国的典故劝诫君王。另一则是夏启的儿子太康十分喜欢游玩和打猎，于是给了后羿趁机而入的机会，攻下了夏都安邑，并且在洛水之北安营扎寨，使他进退两难，客死异乡。萧观音选取典故生动贴切，眼光独到，从如此相似的经历中可以体察出二人性格方面的差异。萧观音生长于草原游牧民族，朔漠草原文化铸就了她奔放不羁的性格，虽然受汉文化的熏陶浸染，但是没有汉族女性男尊女卑与夫权观念的束缚，她对于家族与部落的兴衰，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清宁二年八月，萧后随道宗至秋山打猎，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