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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融通与辽人文学功能观探析

0引言

契丹所建的辽国（916-1125年）原本是一个以武立国的王朝，但随着契丹铁骑攻入中原，占据幽云十六州以后，就面临着如何与汉族人接触、交往以及如何统治燕、云等汉族人居住地区的问题。契丹为加强统治，学习中原汉文化，实行南北面官制度。从耶律阿保机的太子东丹王耶律倍开始，契丹贵族重视学习中原典籍，甚至学写汉诗，历代统治者的汉文化修养不断提高，尤其是对文学的功能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可见，辽人的文学功能理论不是封闭发展的体系，而是胡汉民族文化相互融通的结果，即辽人逐渐吸收汉文化的合理成分，尤其是儒家政教思想，在经历了一系列文化接触之后，汉化生成的产物。本文拟从民族文化融通的角度，考察辽人对文学功能的理解。

1辽人对文学功能的理解

1.1政治功能

辽人认为文学具有政治功能。辽国统治集团为加强统治、维护社会秩序，注意引进人才，学习中原文化典籍，着力吸取汉文化中适合自己统治需要的成分，如确立了“儒教为先”的制度，辽太祖时就在上京建立了孔庙。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辽代统治者引进的正是儒家这一套纲常制度，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如辽太宗以诗歌的形式，郑重地告诫子孙要谨慎地治理国家，以确保大辽江山万代流传：“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皆慎守，世业当永昌”[1]。辽圣宗执政时，社会安定，儒家文化日益深入人心，文学活动十分活跃。但作诗、献诗的目的主要还是从政治角度出发，那种经世致用的为文主张愈发明确。到了王朝的中后期，皇帝、贵族追慕文雅，雅集赋诗，效仿中原王朝借诗歌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并且其臣子还常常赋诗言志，通过赋诗、献诗的形式来表达政治见解、劝谏帝王。所以在辽人的观念中，诗歌具有为政治服务、满足政治诉求的作用，具体表现为：

首先，以诗选才。辽景宗、圣宗时期，辽国开始实行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作为一种人才的选拔制度始创于隋朝，经过唐、宋两朝的实践与发展，在中原地区推广。辽朝虽是以北疆游牧民族即契丹族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王朝，但自攻取燕云十六州、占领汉地以后，逐渐开始接受中原文化，宋朝完备的科举制度对其颇有吸引力，于是仿效唐宋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逐渐完成了由武治向文治的转变。《辽史·文学传上》记载：“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2]1445可见，辽初即实行辽汉分治之策，到圣宗时便在汉地正式开科取士。据史料记载，辽国的科举体制是：“圣宗时止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以后则有第等、贤良方正、日试万言、拔萃等科”[3]98。到兴宗时，还出现了御试，统治者在朝堂之上考察进士词赋水平：“十月，幸南京，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题试进士于廷。”[4]217可见，以词赋为代表的文学技艺在人才选拔中占有重要地位。除科举考试以词赋取士以外，辽统治者在平时也会通过诗词创作的方式来选拔人才、任用官员。据《辽史》记载：“圣宗太平五年九月，驻跸南京。十一月，幸内果园宴，京民聚观。求进士得七十二人，命赋诗，第其工拙，以张昱等一十四人为太子校书郎，韩栾等五十八人为崇文馆校书郎。”[5]不仅如此，最高统治者还经常对官员的诗艺水平进行考察，择优给予奖赏。《契丹国志》记载：“圣宗‘出题诏宰相以下赋诗，诗成进御，一一读之，优者赐金带。’”[6]81并且，获罪的臣子也会因其文采而再度受到重用。李瀚原为唐明宗天成年间的进士，辽太宗灭后晋后，他归顺了辽朝，但之后逃走，被辽徼巡者抓捕后囚禁在狱中。《全辽诗话》记载：“会欲建太宗功德碑，勋奉曰：‘非李瀚无可秉笔者’。诏从之。文成以进，上悦，释囚，加礼部尚书、宣政殿学士。”[2]1450因为一篇碑文的书写，这个逃犯就获得了赦免，并且还晋封了礼部尚书、宣政殿学士，可见辽人是多么看重文采。在日常政治活动中，皇帝对有功的臣子，除了给予物质赏赐以外，还常以赋诗的形式加以表彰，如陈昭衮在皇帝打猎时因救驾有功，除赏赐他金银器、赐国姓以外，还赏赐诗歌作为奖赏：“即日设燕，悉以席上金银器赐之。特加节钺，迁围场都太师，赐国姓。命俭及吕德懋赋诗以美之”[7]。辽将萧哒凛，战功累累，圣宗命人作赋论述其功绩，并作诗嘉奖。“萧挞凛平敌烈部，因讨阻卜之未服者，诸藩岁贡方物充于国库，自后往来若一家焉。上赐诗嘉奖，仍命林牙耶律昭作赋，以述其功。”[8]这些都体现出辽国统治者对文学的重视，诗文活动是其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其次，臣子往往通过献诗、赋诗的方式来劝谏统治者。诗歌具有讽谏作用，诗歌创作是辽人参政、议政的重要方式之一。这种诗谏的做法直接源于辽人对白居易《讽谏集》的认可。《契丹国志》记载：“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诏番臣等读之。”[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