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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至十二世纪汉文化教育影响下的契丹文学

一引言

十至十二世纪，在中国北部的广大地域上存在有一个以契丹族为主体的政权，这就是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创建的契丹国。公元947年，契丹国改国号为辽，1125年为金所灭，先后与五代、北宋并立。辽国最强盛时期的疆域北至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东临库页岛，西跨阿尔泰山，南抵河北和山西北部。虽然辽王朝与中原王朝发生过多次战争，但也有过长期的和平相处与友好往来。在非汉族的契丹族地区，汉语教育得以推广，汉文化得以传播，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二汉式学校的兴办和汉文化的推广

契丹族建国之初即兴办汉式学校，推广汉文化教育。辽太祖时即仿照中原王朝在都城设立国子监，作为京城教育的管理机构；同时设立太学，招收学生传道授业。其后各代君主都相继扩建或增设学校，并由京城向各地发展，最终形成了遍及全国的规模。道宗时仿照北宋学校模式在重要的府、州、县普遍设立了学校，讲授儒学，并委派博士、助教作为专任职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地方教育体系。除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类学校以外，为保证皇室成员接受良好的汉语与汉文化教育，朝廷还专门为宗室子弟设置贵族学校——“诸王文学馆”。这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文艺修养，而且也为契丹文学的造就提供了客观条件。

伴随着汉式学校教育的逐步成熟，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在契丹地区得以广泛而深入的传播。辽国历代皇帝都尊崇孔子，推崇儒学，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不久即立孔庙，亲临祭祀：

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辽史·宗室传》)

他还任用汉人韩延徽等，改革契丹习俗，不仅使得契丹文化有了明显的进步，而且也加快了契丹族与汉族融合的步伐。

太宗耶律德光灭晋入汴后，便将后晋的图籍、历象、石经、明堂刻漏、太常乐谱等全部送到上京，北归时又将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冯道、文学家和凝等中原王朝的文人学士带回上京。圣宗耶律隆绪以后，国势强盛，与北宋结盟修好，使节往来，外交频繁，并且在国内实行科举考试，汉文化对契丹的影响更加广泛深入：

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景宗、圣宗)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骁崇儒之美。(《辽史·文学传序》)

这一史实反映了汉文化对辽代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所谓“崇儒之美”，指的就是重用汉族儒士，实行科举制度，吸收任用一批博通经史而善属文的士人进入政府内部。由此，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人在学习借鉴汉文化和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契丹文化。

三汉文化教育影响下的契丹文学

契丹文化在史学、文字、艺术、文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以文学为例，契丹族中有很多人都能以汉文从事诗文创作。本文所谈的契丹文学，亦称辽代文学，主要是指以汉文所写的文学作品。

辽代文学深受汉族文学的影响。如耶律隆绪在其诗作中称“乐天诗集是吾师”，并亲自翻译白居易的《讽谏集》，令群臣诵读。苏轼的作品亦深受契丹文人喜爱，《眉山集》问世不久，范阳书肆便有了翻刻本，据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所载：“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①

辽代建国之初，即有诗文创作。中原入辽的汉族文士如韩延徽、赵延寿等,均有所著述。辽代诗文作者多是帝王后妃和朝廷重臣，受唐宋文风的熏陶、濡染，多喜好赋诗、作文。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倍(899—936)即是契丹族的一个大艺术家，他知音律、善书画，工辽、汉文章。②他本为太子，后把帝位让给其弟耶律德光；德光(即辽太宗)即位后，反而猜疑和排挤他，于是他写诗抒发忿懑之情后投奔后唐：

太宗既立，见疑，……唐明宗闻之，遣人跨海持书密召倍。倍因畋海上。使再至，倍谓左右曰：“我以天下让主上，今反见疑；不如适他国，以成吴太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携高美人，载书浮海而去。(《辽史·宗室传》)

《辽史》所载的这首诗原无题目，由于刻写于木，立于海上，因此，后人习惯上称为《海上诗》。开头两句的比喻虽显得笨拙，但设想奇特，颇能表现不平之感、郁闷之情。这首诗是保留至今的辽诗中创作时代较早的一首。此外，耶律倍的作品还有《征渤海凯旋献歌》、《乐田园诗》等。耶律倍之子平王隆先，“为人聪明，博学能诗，有《阆苑集》行于世”(《辽史·宗室传》)。

辽太宗耶律德光工书能文：“(耶律德光)幸弘福寺为皇后饭僧，见观音画像，乃大圣皇帝、应天皇后及人皇王所施，顾左右曰：‘昔与父母兄弟聚观于此，岁时未几，今我独来！’悲叹不已。乃自制文题于壁，以极追感之意。读者悲之。(《辽史·宗耶律德光本纪》)”可见，题于弘福寺壁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