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辽史》中关于“晋王之变”记载的冲突之处.docVIP

试述《辽史》中关于“晋王之变”记载的冲突之处

晋王敖鲁斡是辽末代皇帝天祚帝的长子，其母是文妃萧氏。[1]时人称“诸皇子敖鲁斡最贤，素有人望”。[2]但就其死因，在《辽史》记载中却有冲突之处。一种说法是晋王被萧奉先诬告与其母、姨丈耶律余覩谋反，耶律余覩怕累及自己，于是投奔了金人，并且作为金人先导攻打辽朝。天祚帝惧怕余覩为立晋王而来，遂听信萧奉先之言，将其赐死。

另一种说法是耶律余覩与文妃见天祚昏庸，遂谋立晋王为帝，事情败露后，余覩奔金。后来耶律撒八等人又谋立晋王，晋王被赐死。

历史上类似于“晋王之变”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汉武帝时的“巫蛊之祸”。汉武帝听信江充等人谗言，杀害了皇后卫子夫及太子刘据，事后武帝虽为皇后与太子平反，但是受此事牵连的前后达数万人。就辽朝本身而言，也发生过类似之事。道宗朝的宣懿皇后萧观音遭耶律乙辛陷害，称其与伶人赵惟一私通，赐死。乙辛又陷害皇太子濬谋反，濬即天祚帝的父亲。濬被贬为庶人，乙辛又遣人将其杀害。事后道宗为宣懿皇后及皇太子平反。

笔者在综合《辽史》的纪、传、表基础上，将此二种说法稍加归纳进行比较分析。在此，我们暂将此事件称之为“晋王之变”。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晋王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此时是辽保大元年，即公元1121年，距辽朝灭亡还有四年。“金人兴兵，郡县所失几半”。[3]天祚帝却“畋游不恤，忠臣多被疏斥”，[4]社会动荡不安。

晋王敖鲁幹是天祚帝长子，为文妃所出。文妃姐妹三人，其姐适耶律挞曷里，其妹适耶律余覩。枢密使萧奉先之妹元妃也育有一子——秦王耶律定。晋王在诸子当中最为贤能，“国人知晋王之贤，深所属望”。[5]“萧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潜图之”。[6]这就为“晋王之变”埋下了隐患。

《辽史·天祚帝纪》中对事情的始末记载较为完整，即萧奉先借文妃的姐姐与妹妹曾在军营中会面之事大做文章，“讽人诬驸马萧昱及余覩谋立晋王”。事发后，天祚帝将萧昱、挞曷里、文妃赐死，晋王仅以身免。时任辽南军统军使的余覩在军中闻此变故，“即率千余骑叛入金”。第二年，即公元1122年，余覩作为金人的先锋引兵攻打辽朝，萧奉先又进言，“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此来欲立甥晋王耳。若为社稷计，不惜一子，明其罪诛之，可不战而余覩自回矣”。“上遂赐晋王死”。文献中清楚记载了晋王是被萧奉先诬陷，后来天祚帝为求自保而将其赐死。

《辽史·萧奉先传》中的记载与《帝纪》记载相吻合：奉先诬耶律余覩结附驸马萧昱谋立其甥晋王，事觉，杀昱。余覩在军中闻之懼，奔女直。保大二年，余覩为女直监军，引兵奄至，上忧甚。奉先曰：“余覩乃王子班苗裔，此来实无亡辽心，欲立晋王耳。若以社稷计，不惜一子，诛之，可不战而退。”遂赐晋王死。

《辽史·耶律余覩传》中也明确记载：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深忌余覩，将潜图之。适耶律挞葛里之妻会余覩之妻于军中，奉先讽人诬余覩结附驸马萧昱、挞葛里，谋立晋王，尊天祚为太上皇。事觉，杀昱及挞葛里妻，赐文妃死。余覩在军中闻之，懼不能自明被诛，即引兵千余，并骨肉军帐叛归女直。

从以上记载中可以明确两件事：晋王谋反之事系萧奉先诬告，余覩因惧怕无法洗脱罪名而叛归金人；天祚帝为自保而赐死晋王敖鲁幹。

而在《辽史·晋王敖庐幹传》中却是这样记载的：保大元年，南军都统余覩与其母文妃密谋立之，事觉，余覩降金，文妃伏诛，敖庐幹实不与谋，免。二年，耶律撒八等复谋立，不克。上知敖庐幹得人心，不忍加诛，令缢杀之。

《辽史·皇子表》中也有如此记载：保大元年，南军都统耶律余覩以敖庐幹有人望，与文妃密谋立之，不果，余覩降金，文妃伏诛，敖庐幹不与谋，得免。耶律撒八等复谋立敖庐幹，事觉，保大二年，以得人心缢死。

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余覩、文妃等人确有谋反之实，余覩因事发而出逃。后又有人借晋王谋反，天祚帝才将其赐死。而在《晋王传》后所附的评论中也有“天祚不君，臣下谋立其子，适以杀之”的文字。

辽史作为正史，对同一件事的记载竟有如此冲突之处，实属不应有之事，但我们分析辽史的编纂过程不难发现其缘由。辽朝和历代封建政权一样，设立史官，撰写起居注、日历和纂修实录。历次所修实录，最后由耶律俨综合编订成书，后人称之为耶律俨实录。金人陈大任也曾在前人基础上纂修辽史，但由于当时对宋辽金谁为正统的问题争执不下，因此没有正式刊行。直到元末至正三年（公元1243年），元人才开始纂修宋辽金三史，并且各与正统，各击其年号。当时元朝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各地人民相继起义，元朝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财政又极其困难，故宋辽金三史都是仓促修成，其中辽史成书时间最短。此次纂修辽史以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为基础，参考了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及各史契丹传等，稍加修订编成。现在耶律俨实录与陈大任辽史均已散佚无存。其编纂如此之仓促，其质量下乘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细细品味相关文献，不难发现元人在修史时的拼接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