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辽代契丹作家汉语创作的特色.docVIP

论辽代契丹作家汉语创作的特色

唐末五代时期，契丹在我国北方兴起，国祚209年（不包括北辽与西辽），与北宋几乎相始终，其典章文物取自石晋，儒、释大行其道，文字则兼用契丹大小字与汉字，其文学作为中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仍不可忽而略之。故《辽史》专立《文学传》，序其缘由曰：“然二百年之业，非数君子为之综理，则后世恶所考述哉。作《文学传》。”[1]1445

辽代文学的分类，如果按照创作所用文字来分，可分为汉语文学和契丹语文学；如果按照创作主体的族属来分，则可分为汉人文学与契丹人文学。辽代汉人文学成就远远不及北宋文士，又无特殊之处，故置而不论；契丹语文学亡佚较多，目前能解读的契丹大小字不仅少，而且还有若干争议，难于着手；唯有契丹人用汉语所作诗文特异挺拔，令世人侧目，故可专门着墨进行探究。

一、契丹人如何能用汉语进行创作

能用汉语创作，其前提就是学习并熟练掌握汉语，契丹人亦不例外。早在耶律阿保机建立政权组织之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契丹人懂汉语、说汉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本人也会说汉语，据《辽史·韩延徽传》卷七十四载，韩延徽作为后唐使者往契丹，持节不屈，辽太祖甚怒，述律平劝谏，于是阿保机“召与语”，韩延徽所说“合上意”，于是“命参军事”[1]1231，从此大为倚重。韩延徽为汉人，长于文学，从史书记载来看，他主理朝廷仪礼制度及汉人事，大概不会说契丹话，因此，辽太祖“召与语”，与他交谈所用语言应该为汉语。辽太祖懂汉语的另一证据见于《辽史·耶律倍传》，耶律倍对太祖说祭祀当祭孔子，太祖大悦，令建孔子庙，并诏太子春秋释奠。由此可知，辽太祖对孔子十分熟悉和景仰，他对孔子崇敬的起源，就是对汉语及儒家思想的熟习。《辽史·太祖本纪》载，太祖曾亲自拜谒孔子庙，同时命皇后、皇太子拜谒寺观。而《辽会要》亦云：“上京国子监，太祖置。”[2]关于辽太祖懂汉语之事，除了《辽史》外，《旧五代史》亦有记载：“阿保机善汉语，谓（姚）坤曰：‘吾解汉语，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3]1831-1832

因为《辽史》的都总裁为蒙古人脱脱，没有今人所谓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所以《辽史》中的这些材料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史意义。首先，辽太祖认同自己为中国人，不祭祀佛祖而祭祀为中国人的“孔子”并亲自“谒孔子庙”，这与史书所载“辽本炎帝之后”、“辽为轩辕后”[1]949正相吻合。由此可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不同政权组织形式分分合合而形成的统一体，而当时的契丹政权对中华文化持认同态度，汉语普通话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共同语早有历史基础。其次，从皇太子耶律倍对孔子的推崇以及辽太祖对孔子的认可来看，他们对儒家思想的作用和影响极为熟悉，而这种熟悉和了解必定借助于对汉语的学习和掌握。

在辽代，不仅确立了孔子的地位，而且仿照唐代的制度建立了崇文馆和官学（包括国子监、府学、州学），这就使得学习汉语和儒家经典成为一种常态。汉语学习对其社会生活的影响是较为全面和巨大的，总的来说，主要体现在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婚姻家庭、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在耶律氏统治期间，施行南北面官制，重视并任用汉人，推行汉法，仿照汉字而创制契丹大、小字，使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契丹人的汉语文学创作也从模仿阶段逐渐发展到独立写作阶段，《辽史·文学传》曰：“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1]1445辽代开科取士，皇帝亲自出题，以诗赋取进士，所以有辽一代文学渐趋兴盛。尤其是辽中期以后，在皇帝周围，也有一批契丹文学词臣，创作了相当数量的应制诗、酬唱赠答诗，而这些文学词臣往往被皇帝“命为诗友”，其中著名者如辽圣宗的诗友萧劳古、耶律资忠、耶律国留，兴宗的诗友萧韩家奴、耶律庶成、萧孝忠、萧孝穆、耶律谷欲、耶律蒲鲁、耶律韩留、司空大师郎思孝，道宗的诗友耶律陈家奴、耶律良、耶律俨等。

但由于文献散佚，契丹诗文流传至今者并不多。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云：“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4]可见其传播基本限于北地，而金灭辽之后，其书籍文献亦多遭战火，故存世者极少。加上金章宗禁绝契丹文字，后人不再学习传承，故文献更遭毁弃。硕果仅存者，则保存在后人所辑的《辽诗话》《全辽诗话》《全辽文》《辽代石刻文编》《全辽金诗》《全辽金文》中。

辽代契丹作家的汉语学习与文学创作既与中原汉人有较为显著之区别，也与传统草原部族有别。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其一，文化性格之不同。契丹人初为游牧民族，后定居从事农耕渔猎，兼有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特征。其交游相处者既有汉人，又有女真、高句丽人，甚至还有西域“畏兀儿”人等，所用语言除汉语之外，尚有契丹语、女真语等，这种复杂的情况，均非中原汉人作家可比。从性格而言，北人率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