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契丹文与汉文兼通者的政治文化影响.docVIP

辽代契丹文与汉文兼通者的政治文化影响

内容提要：契丹文、汉文都是辽朝通行的文字。其时，除了译史之外，兼通契丹文与汉文者还有辽代社会上层的一些人，包括部分皇帝、诸王、皇后、皇妃、王妃、官吏等，他们或“工辽、汉文章”，或翻译汉文典籍为契丹文字，为辽朝制定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提升契丹人的文化水平，增进契丹人、汉人之间文化交流等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他们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话语权，他们也对辽朝为政理念和施政体系的构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辽朝社会的进步。

辽朝（907～1125），中国历史上以契丹贵族掌握最高统治权的多民族北方政权。辽朝社会主要通行的语言文字有汉文、契丹文，其时，汉人、契丹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是经常的也是必需的。因此，辽代不仅需要口语的译者，也需要契丹文与汉文兼通者。《辽史》往往称后者为通晓“辽、汉字”1参见，《辽史》卷82《萧阳阿传》称其“识辽、汉字”，《辽史》卷89《耶律庶成传》称其“善辽、汉文字”等。中华书局，2016年，第1426、1485页。。辽朝官僚体系中设有“通事”一职，属于口语译者，比如，《耿崇美墓志》记载：“又以上国之言与中华迥异，公善于转译，克副佥求。大圣皇帝自谓得人，选为通事。”2《耿崇美墓志》，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页。可知在辽太祖朝耿崇美曾任职通事。《耿崇美墓志》还提及，其长子耿绍基为太后宫通事，四子耿绍邕也曾任国通事。《耿延毅墓志》证实其祖父耿崇美通“北方语”，最初任职为“国通事”3《耿延毅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59页。。《资治通鉴》的记载也印证了耿崇美确实任过通事一职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5《后晋纪六》“齐王开运三年（946）”有记曰：“及杜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诱谕其众，众皆降……”中华书局，2011年，第9447页。。另外，《资治通鉴》和《辽史》都记载通事高彦英因张砺逃亡而受杖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1《后晋纪二》“高祖天福二年（937）”记张砺逃亡被追回，提及契丹主指责通事高彦英，并“笞彦英而谢砺”，中华书局，2011年，第9298、9299页。《辽史》卷76《张砺传》与《资治通鉴》所记大体相同。。胡三省的注释涉及通事的职责：“契丹置通事以主中国人，以知华俗、通华言者为之。宋白曰：契丹腹心能为华言者曰通事，谓其洞达庶务。”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1《后晋纪二》“高祖天福二年（937）”，中华书局，2011年，第9298、9299页。这一解释还是片面的，主要强调的是通事负责汉人事务，能讲汉语。其实通事都要兼通契丹语、汉语。而且，通事作为译职人员，可能在辽朝初期民族杂居之地的官府中有较为普遍的设置。姚从吾先生认为：“通译语言的人，叫做通事。这类人大概只会说话，不一定认识文字。”7姚从吾：《辽金元时期通事考》，《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67年第16期。本文所谓兼通契丹文、汉文者主要指会两种文字，仅会口译不通文字者不在考察范围之内。

一、文献所记辽代契丹文与汉文兼通者的身份特点

一般说来，辽朝设有译史，其职能为文字翻译8萧启庆：《元代的通事和译史：多元民族国家中的沟通人物》，《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441页。，他们肯定至少通晓两种文字，而以兼通契丹、汉文字者为主。辽道宗大康九年（1083）有政令：“定诸令史、译史迁叙等级。”9《辽史》卷24《道宗纪四》，中华书局，2016年，第327页。由于译史属于胥吏，简略的《辽史》并没有提及任译史之职者的姓名。值得重视的是，除译史外，有关辽代的文献中还出现一些人明确为兼通契丹、汉文字者或可能为兼通契丹与汉文字者（表1）。

在表1所列17位人物中，文献明确记载兼通契丹文与汉文者有耶律倍、耶律只没、耶律隆绪、耶律大石、萧阳阿、耶律庶成、萧乐音奴、萧韩家奴、郑恪；文献没有明确言及，但可以推知为契丹、汉文兼通者有耶律鲁不古、耶律突吕不、耶律隆绪、耶律宗真、萧观音、萧瑟瑟、秦晋国妃，因为他们或参与创制契丹文字，或用契丹字翻译汉文典籍，或“好儒术”，或“工诗”“善诗歌”，儒术和诗歌非有一定汉文化修养不可，所以他们兼通契丹文、汉文是极有可能的。

表1所列兼通契丹文、汉文者的社会地位普遍很高，其出身情况可分为三类。

其一，皇族。表1中9位出自皇族，占统计人数的53%，其中，有3位是辽代皇帝（耶律隆绪、耶律宗真、耶律洪基）、1位是西辽皇帝（耶侓大石）。耶律倍为辽太祖长子，曾为东丹王。另外，耶律只没，为辽世宗之子，辽景宗、圣宗朝曾受封宁王。耶律鲁不古，“太祖从侄也”10《辽史》卷76《耶律鲁不古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375页。。耶律突吕不，为耶律铎臻之弟，六院部人11《辽史》卷75《耶律铎臻传》，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