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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恕与仁

选自《论语译注》（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版）。杨伯峻（1909—1990），湖南长沙人。语言学家、学者。

杨伯峻

春秋时代重视“礼”，“礼”包括礼仪、礼制、礼器等，却很少讲“仁”。我把《左传》“礼”字统计一下，一共讲了462次；另外还有“礼食”一次，“礼书”、“礼经”各一次，“礼秩”一次，“礼义”三次。但讲“仁”不过33次，少于讲“礼”的至429次之多。并且把礼提到最高地位。《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晏婴对齐景公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还有一个现象，《左传》没有“仁义”并言的。《论语》讲“礼”75次，包括“礼乐”并言的；讲“仁”却109次。由此看来，孔子批判地继承春秋时代的思潮，不以礼为核心，而以仁为核心。而且认为没有仁，也就谈不上礼，所以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

一部《论语》，对“仁”有许多解释，或者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或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获”（《雍也》），或者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阳货》），或者说“爱人”就是“仁”（《颜渊》），还有很多歧异的说法。究竟“仁”的内涵是什么呢？我认为从孔子对曾参一段话可以推知“仁”的真谛。孔子对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告诉其他同学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吾道”就是孔子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贯穿这个思想体系的，必然是它的核心。分别讲是“忠恕”，概括讲是“仁”。

孔子自己曾给“恕”下了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这是“仁”的消极面。另一面是积极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而“仁”并不是孔子所认为的最高境界，“圣”才是最高境界。“圣”的目标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修己以安百姓”（《宪问》）。这个目标，孔子认为尧、舜都未必能达到。

用具体人物来作证。

孔子不轻许人以“仁”。有人说：“雍也仁而不佞。”孔子的答复是，“不知其仁（意即雍不为仁），焉用佞”（《公冶长》）。又答复孟武伯说，子路、冉有、公西华，都“不知其仁”（《公冶长》）。孔子对所有学生，仅仅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雍也》），这也未必是说颜渊是仁人。对于令尹子文和陈文子，说他们“忠”或“清”，却不同意他们是仁（《公冶长》）。但有一件似乎不无矛盾的事。孔子说管仲不俭，不知礼（《八佾》），却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由这点看来，孔子认为管仲纵是“有反坫”“有三归”，却帮助齐桓公使天下有一个较长期的（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较安定的局面，这是大有益于大众的事，而这就是仁德！《孟子·告子下》曾载齐桓公葵丘之会的盟约，其中有几条，如“尊贤育才”“无曲防，无遏籴”。并且说：“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孟子还说当孟子时的诸侯，都触犯了葵丘的禁令。由此可见，依孔子意见，谁能够使天下安定，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就可以许他为仁。

孔子是爱惜人的生命的。殷商是奴隶社会，但那时以活奴隶殉葬的风气孔子未必知道。自从生产力有所发展，奴隶对奴隶主多少还有些用处、有些利益以后，奴隶主便舍不得把他们活埋，而用木偶人、土俑代替殉葬的活人了。在春秋，也有用活人殉葬的事。秦穆公便用活人殉葬，殉葬的不仅是奴隶，还有闻名的贤良的三兄弟，秦国人叫他们做“三良”。秦国人谴责这一举动，《诗经·秦风》里《黄鸟》一诗就是哀恸三良、讥刺秦穆公的。《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晋国魏犨有个爱妾，魏犨曾经告诉他儿子说，我死了，一定嫁了她。等到魏犨病危，却命令儿子，一定要她殉葬，在黄泉中陪侍自己。结果是他儿子魏颗把她嫁出去。足见春秋时代一般人不以用活人殉葬为然。孟子曾经引孔子的话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在别处，孔子从来不曾这样狠毒地咒骂人。骂人“绝子灭孙”，“断绝后代”，在过去社会里是谁都忍受不了的。用孟子的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孔子对最初发明用木俑土俑殉葬的人都这样狠毒地骂，对于用活人殉葬的态度又该怎样呢？由此足以明白，在孔子的仁德中，包括着重视人的生命。

孔子说仁就是“爱人”。后代，尤其现代，有些人说“人”不包括“民”。“民”是奴隶，“人”是士以上的人物。“人”和“民”二字，有时有区别，有时没有区别。以论语而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人”和“民”对言，就有区别。“逸民”（《微子》）的“民”，便不是奴隶，因为孔子所举的伯夷、叔齐、柳下惠等都是上层人物，甚至是大奴隶主，“人”和“民”便没有区别。纵然在孔子心目中，“士”以下的庶民是不足道的，“民斯为下矣”（《季氏》），但他对于“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的人，简直捧得比尧和舜还高。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孔子的重视人的性命，也包括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