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视角下的民国丧葬礼俗变革.docVIP

社会变迁视角下的民国丧葬礼俗变革

由于社会的变迁，民国时期的丧葬礼俗变革不只是表现形式的变化，更主要的是动摇了丧葬礼俗的伦理精神，由原来维护“亲亲、尊尊”的等级制度过渡到体现民主科学精神，它是一种制度革命，还是一种身体革命，是四千年来的一次巨变。它既是民主科学文化理念的体现，也是民主共和政治观念的巩固。从此，丧葬开始由身份性转向经济性，由礼制走向民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国；丧葬礼俗；民主科学；社会变迁

有关民国时期的丧葬礼俗变革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其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丧葬习俗形式的变革。①然而，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权，建立起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这一时期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丧葬礼俗也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礼仪（礼的表现形式）的变化，更多的是礼质（礼的伦理精神）的改变。封建专制王朝通过丧葬仪式实现“重孝道、明宗法、显等级”的伦理精神，而民国则要体现“民主”、“科学”精神。正如戴季陶在《中华民国礼制之基本观念》中所说：“国之礼制，将来如何演进，如何建立，其根本观念，全由中华民国自身的历史性来决定，虽不离中国固有的道德精神，亦决不会只因袭过去的习惯，虽不离现代世界人类文化的共同趋向，自有独立特具的精神，兹略述其基本观念如下：第一、三民主义……”［1］（P950）因此，此时丧葬礼俗的考察，不应只看其表现形式的表层变化，更应看到其背后对礼质的冲击，进而探讨这一时期丧葬礼俗变化所反映的社会变迁、社会心理与观念的变化。

一、民国丧服制度变革与民主共和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民国政府即着手进行易服改革。1912年10月3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公布了《中华民国服制》，共2章7条。虽未全面改革丧服服饰，但加入了一些外来元素，服制规定“凡遇丧礼，（男子）服礼服时须于左腕围以黑纱；（女子）得于礼服胸际缀以黑纱结”。民国初年，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新式丧礼，对丧服服饰的规定是“凡有服者，男女可暂用旧式丧服，亦可仍用平时礼服，惟男之左腕围以黑纱，女之胸际缀以黑纱结。来宾亦然，不用亦可”。居丧守制的规定为：“一、无论文武官吏，其居丧均遵守同一之规定；二、官吏居丧其服制与人民无异，不过停职百日以资治丧，期满仍复原职，但职务重要及有特别事情，大总统得以特令缩短其停职期限及免于停职；三、官吏服丧期竣复职后于丧服未满之内，对于一切宴飨并服装上一切多有制限之规定。”［2］（卷十）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将矛头直指封建伦理纲常，对丧葬也进行了批判，胡适在《新青年》第6卷第6号发表了《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以其母亲的丧葬实践提出改革的办法。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针对当时丧葬新旧庞杂的情形制定了《丧礼草案》，《草案》主要在各仪节上进行统一，“专注矫正奢侈，破除迷信，提倡质朴”，丧服的规定主要在附文，其文如下：“殓服:礼服或军服。附身以袭为限，不得用金玉、珍玩等物。丧服：白衣、白冠。”［3］（P281）1943年，国民政府制定《北泉礼仪录》，但未实施。以上为民国政府在丧葬礼制方面的变化过程，这些变化的背后体现着反“封建专制”、实现“民主共和”的时代要求。

（一）丧服服饰变革——动摇丧服等级制度基础

“冠服作为改元易朔的标记，意义更在于改变了一种观念，树立起对新秩序的认同。”［4］丧服服饰是传统等级观念的物化形式，民国的丧服服饰改革就是民初轰轰烈烈的“剪辫易服”运动的一部分。丧服服饰改为“黑纱”、“白衣、白冠”直接冲击着“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的五服传统服饰。“古礼丧服曰斩衰，曰缌麻，曰袒免，分别繁琐，今则势不能行。新丧均以白粗衣代之，其后，则在帽结或鞋以白色分别而已。”［5］(P67)这种改变不仅废除了原来的丧服等级制度，体现了民主平等思想，更主要的是动摇了传统丧葬礼制的根基。因为丧服服饰是丧服制度的基础，是丧服服叙、守制制度外在符号标志，故雷在《古经服纬》一书中说：“礼别尊卑、严内外、别亲疏，莫详于服。而僭妄者，亦于是兆端焉。故古今之义，服为尤重。”［6］(P1)在传统丧葬礼制中，服饰的主要功用有二：“一是表示亲属血缘关系的亲疏等级。服饰上依宗法血缘亲疏，划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大等级。如子为父、妻为夫着斩衰服；子为母、孙为祖父母、为兄弟、为伯叔父母等着齐衰服等。二是表示单向的政治等级关系。”［7］(P10)由丧服的质地、制做方法、服丧的长短等差异形成的“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级丧服不仅表明服丧者与逝者之间的亲疏关系，而且代表其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改革后的丧服，不再有亲疏等级之别，一律平等，从而动摇了丧葬制度维护的“尊尊”、“亲亲”等级基础。不过，民国初年由于“制度革命思想不革命”，导致遵循古礼者多，“近时丧礼间有以黑圈右腕、衣上为孝服，然用古制为多。祭礼循旧”。［8］(P68)这与民初的社会情况是一致的：“民国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