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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至民国政局嬗变与长芦盐商的式微

自明清两代专商引岸制度盛行后，盐商有了更大的逐利空间，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也在不断提高。但清末以后，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盐商势力由盛转衰。长芦盐商在清末至民国式微的历史原因，主要包括清末社会的动荡和资金链的断裂、民国初年退隐军阀对长芦盐政的插手和控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解决财用危机对长芦盐商的肆意搜刮、日本侵入华北后利用在长芦盐区走私东北盐和压价运芦盐去日本等手段使长芦盐商遭受的严重打击、以及抗日战争结束后专商引岸制度被正式废除，等等。

清末；民国；长芦；盐商

盐为利薮，古而有之。盐在中国古代经济社会中的地位，不下于稻麦棉铁，甚至更有过之。在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实行盐专卖制度，明代以前，中国的盐专卖制度基本都属官专卖，以政府控制为主，如对产、储、运、销及价格等都实行严格控制。明后期，国家逐渐将收盐权委托给商人去办，从而发展为商专卖制，清代进一步发展，形成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行的“产盐有定场，行盐有定额，运盐有定商，销盐有定岸”的“专商引岸制度”①。此后，盐商势力得到较大发展。盐商一旦取得引权、划定引岸，成为专商，即可无所顾忌地称霸一方，对上欺瞒拖漏，短税祸国；对下行贿走私，官商勾结；在场压低场价，剥削盐民；在岸哄抬售价，牟利病民，甚至出售劣质有毒的食盐，危害民众。凡此种种，皆是为利所趋。对于盐商们如何以“龙票”为护符多行不义之举、甚至左右政纲的情况已有很多相关记述。本文则以长芦盐商为视角，探寻清末至民国社会大动荡时期盐商式微境况之一斑。

一、清末长芦盐商的困窘

清代沿袭明制实行专商引岸制度，表面上政府对盐的控制减弱了，盐商有了更大的逐利空间，但实际上，清代的中央政府对盐的控制不过是由直接转向间接，转为对盐商的控制和盘剥。有资料记载：“清初国基甫定，军饷浩繁，仰赖盐利，乃增课增引，种种加派，与明季同，因之盐引滞销，商人赔累。康熙时，三藩为乱，又增盐课，以佐军需，于是盐务疲敝，恶例渐成，兼之下级盐差胥吏，私取规费，于正额外，巧立名目，擅自私派，如照看挈费，茶果费，开运费，道费，匣费，样盐费，查盐政败坏，顺康两朝，已开其端。雍正初年，鉴于盐课亏欠，谕令各督抚盐政，尽革陋规积习，惟当时户部，未能彻底禁革。”②可见，盐商们虽然可以垄断盐利，却必须受制于官府，他们不但要交纳不断抬升的盐税，而且还要负担其他各种陋规捐输，实际上不过是皇帝和官府借以敛财的工具。

清代的长芦是仅次于两淮的大盐产区，是华北地区的主要盐产区，分丰财和芦台两场，产盐丰富，按引岸的划分，河北省130余县、河南省50余县，以及其他邻近区域的民食，全赖于此地盐产。经过多年发展，长芦引地成为中国盐务中组织最完备者③。长芦盐商虽拥有垄断引岸的专权和各种特权，但也难逃被盘剥的命运。长芦盐商在直、豫两省销售芦盐，都是“先盐后课”，所以，盈亏“全赖盐斤畅销，以资办课”，如因“各州县歉收，引盐滞不能销”，加之长芦“商人资本微薄”，便常常出现“办课遂形拮据”的状况，甚至每年成本还没有收回，课税的期限已到，长芦盐商为能保住引岸，甘愿冒重利盘剥之险借贷，作为营运芦盐和交纳课税的周转，此款“多系重利揭借，以应急需”，所以，长芦盐商年复一年地陷于高利贷盘剥的罗网中不能自拔。“乾隆朝后期及嘉道时期，由于清政府的残酷压榨，致使长芦盐商有的惨淡经营，濒于破产，有的负债累累，家破人亡。结果导致道光时期长芦运司盐政的全面危机。”［1］

清代末年，由于外强入侵，国势日颓。在八国联军入侵天津的过程中，长芦盐商中的大多数受到冲击，有的“财产衣物，一时都尽”，一些设在沿河两岸的盐坨，遭侵略者强占，非筹巨款不能赎回。各地引岸、盐店多被劫掠一空。“青（县）、静（海）、沧（州）、盐（山）、庆（云）五州县引岸几无完整之区”，“销数壅滞”，“几有停秤之势”。而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统治者为缓解财用支绌的困境，肆意加税，转嫁危机，使盐商负担日增。如1900年以前，每引盐税二两五钱，而到1905年，就已涨至四两二钱有奇，宣统年间盐商成本已较前增加三倍［2］。另外，由于盐商多为暴利骤富，骄奢淫逸之风难除，挥金如土，其腐朽生活的结局往往成为“富不过三代”的真实写照。《津门杂记》中有诗为证：“津门之地本斥卤，第一生涯性鹾贾。盐坨堆积崇如山，遂使后人不知艰。只道盐坨终可恃，双瞳何必识丁字？学人衣食竞豪华，精英弃掷等泥沙。”［3］（p.139）为了炫富摆阔，长芦盐商常常一掷万金，大肆铺张，奢靡无度，这也成为清末长芦盐商没落的主要原因。

由于经营不当及生活糜费，造成长芦盐商的连年亏累，入不抵出。再加上在义和团运动中，曾以两百万两白银支持盐业贸易的钱庄不复存在，长芦盐商又以一百多万两白银赎回八国联军作为战利品抢去的存盐，盐商们手中已无现银，而清政府又忙于为庚子赔款和其他改革筹款，对长芦盐商请求贷款救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