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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代“盐引”的法律特征分析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盐引”是作为盐务制度中国家与盐商之间法律关系的书面凭证而存在。通过对清代“盐引”的实际运转流通情况的考察，并结合目前学界提出的几种比较重要观点，可以看出，清代“盐引”的内在特征在于它代表的是国家特许经营权，表现形式则体现出强烈的行业垄断性，并具有规范交易的功能和一定的信用证的性质。

清代盐引;历史沿革;法律特征

在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中，物资生产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与严格控制，一直由国家进行垄断经营。历朝历代的专卖制度的形式范围屡有变化，以“引”为凭的专卖制度也应运而生，“盐引”更是其典型代表。食盐作为社会生产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及战略物资，中国古代统治者很早就认识到，食盐供应的稳定关系着国计民生。春秋齐桓公与管仲曾有对话，桓公曰:“何谓官山海?”管子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筴”。从宋代开始，“盐引”就作为盐务制度中国家与盐商之间法律关系的书面凭证而存在。明朝开始实施“开中法”，令商人输粮供边塞军士食用，朝廷付给商人凭证，即为“盐引”。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由于盐是专卖品，商人获利颇丰。清大抵沿袭明制，推行“官督商销”制度，直到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实行盐法改革，将“纲盐制”改为“票盐制”，才逐步取消了“盐引”和盐商对盐业的垄断制度。清代对“盐引”制度的继承与改革是清代市场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关键因素之一，对盐引的法律性质的分析也有助于理解清政府与盐商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当前学界对“盐引”性质的界定

周庆云《盐法通志－引目十》称:“盐引之制，肇于宋，具体于元，详于明，迄清而大备。印造刊发，权操于上。领新缴残，不厌精详。”可知初时，盐引又称“盐钞”，在宋代作为取盐凭证而出现，盐商只有取得得盐引，才能进场配盐、按引销盐。据《宋史·通货志》载:“盐引每张，领盐116．5斤，价6贯。”可见“引”不仅赋予了盐商经营权，同时也作为食盐的计量单位使用，规定了食盐生产销售的总额。其后不同朝代盐引的“引法”各有变化。《清盐法志》卷五“职官门－官制”明确指出:“盐引”是盐商的运盐凭证并载明法定数额:“官商运盐，领引为先，盐无引而出场或有引而数不合，法必随之。”

从目前可搜集到的资料来看，近年学界对“盐引”和“盐票”的性质进行法律界定的学术论文仍然较少。关于“盐引”的法律性质，目前学术界存在如世产说、有价证券说、契约说、许可证说等多种观点。如丁钰著《清代盐法的公法问题管窥》一文，作者并没有对中国古代是否存在行政法的争议做出讨论，而是直接试图从行政法史的角度挖掘清代盐政中的一些公法问题;通过对前人观点的分析总结，进一步提出“盐引”和“盐票”蕴含的公法意义上的法律性质，直接运用现代行政法概念将其最终界定为带有行政许可性质的营业权先前完税许可等。［1］张世民教授的《清代盐务法律问题研究》一文，对上述观点的批判主要是基于对各个概念的现代定义基础上做出的，并从法学角度，总结了专卖制度的构成要件。［2］

在对盐引制度法律性质的认识问题上，笔者认为如果简单的以现代概念对古代制度进行牵强概括，或者以现代法治的价值追求去衡量一项古代制度的社会效用的做法是有局限性的，我们与其停留在广泛性制度的表层，不如深入制度在其社会微观运行层面进行实证研究。论者虽然不可避免地要运用到现代概念，但进行比较与总结时不能强求完全的一致性，而应主要从行为特征的客观角度对其中的相似性进行分析。因此，笔者将结合当代有关理论与“盐引”的实际运转流通情况，对目前学术界关于“盐引”性质的各种定义逐一加以辩正，提出自己对清代“盐引”制度的法律构成要件的理解，尤其指出其兼具信用证特征及国家特许经营权凭证的特征，以此说明不可将“盐引”制度的性质以单一现代商法概念简单划分，而应对其法律定位进行多角度分析。

二“盐引”的内在特征在于其代表的国家特许经营权

明清时期盐政由官专卖逐渐发展为商专卖，清代初期延续和强化了前朝榷引制度，盐法以明末开创的官督商销的纲法行之最久。据《清史稿·食货四·盐法》记载:“清之盐法，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其行盐法有七:曰官督商销，曰官运商销，曰商运商销，曰商运民销，曰民运民销，曰官督民销，惟官督商销行之为广且久……商人之购盐也，必请运司支单，亦曰照单，曰限单，曰皮票，持此购于场。”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中央设置户部管理全国盐务，引目由户部刊发，除云南使用票照，其余各省均需领取部引。盐政之权分于各省，设立巡盐御史，后来定称为盐政，之后大部分盐政又被裁撤，改归总督或巡抚兼管。［3］为保证官商的专卖权，杜绝盐枭贩卖私盐，清政府沿袭了将“盐引”作为经营执照的作法，“盐引”用法的关键在于如果商户想合法贩盐，就必须先向官府通过合法手续购买盐引。每“引”为一号，分为前后两卷。官府在符契约中央盖印后从中间分成两份，后卷发放给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