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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视角下的先秦史官文体叙事性发展研究

文史哲不分时常成为人们面对中国学术的惯有表述，这种表述固然有其便利之处，但毋庸置疑，总是秉持这样的认识，习惯成自然，却又制造了太多的混沌，阻碍我们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进程做出细致的描述。我们在这里结合西方现代文学发生理论，对先秦史传文体形式因为什么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向文学开始发生转移进行一些探讨，希望从中间发现一些中国文学的潜在基因。在文论世界里，说到文学与史学的区别，立刻会使人想起亚里士多德在他那本奠定西方文艺理论体系的《诗学》中的论断：“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成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项活动比写历史更富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1]在我们看来，亚里士多德是从文体和内容的视角区分了诗(文学)与历史的区别。而如果回到先秦时期史传文体文学化的进程中来对照亚里士多德所做的分别，中国史传文体(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更为天然，颇不似亚里士多德所做的这样决然分立，正像温彻斯特所看到的：“本来，文学的表达与历史的记载，亦有其区别，前者目的在于求美，词章愈优美，旋律愈起伏越佳；后者的目的在于求真，故事愈近事实，愈近真理愈好。易言之，前者为抒情动感，后者为传知表信。就其语言而论，前者为负荷情意的江流，后者为装载概念的舟车。然这二者并非绝对冲突的，譬如《左传》、《史记》即将二者兼容并蓄对中国之后的叙述问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下面我们就从叙事性的增强、诗歌的作用、巫术的功用以及审美表达的需要这四个方面来讨论先秦史传文体在向文学转换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情态。

一、叙事性的增强

因为之后小说的发达，西方人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在叙事学的研究上面，受这种研究的影响，近现代中国人也开始重视自己的叙事学传统，不惜以“小说革命”为号召，想在“以诗为宗”的文学环境里发掘出中国文学的另一条路径。而这种找寻的结果使中国人发现，与西方史诗(包括一部分悲剧)作为叙事学源头不同的是，中国的叙事学的源头一般被指向了史传文体(或可称之为史官文体，其缘由我们将在第四部分进行论述)，也就是指认《春秋》《左传》《战国策》《史记》这些史传文本与后来各种话本、传奇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从而将中国叙事文体的发展推到了先秦时期。固然人们也可以举例说，在西方的历史上，历史和文学的联系其实也很紧密，其最典型的像是凯撒的《高卢战记》或者夏多布里昂的《墓中回忆录》，也可称得上历史与文学的结合，乃至繁衍而出的像是我们后来所熟知的传记文学这种文体。但如果仔细分辨，无论是从作者的主观意愿还是从写作的目的来讲，西人这类日记体作品更偏重于文学，而不是纯粹的历史著作，其发展更多地受西方民族史诗的影响，之后在较为独立的体系中进行变迁，最终形成了近现代小说这一声势日隆的文学体裁。

与民族史诗可以称之为西方文学源头所不同的是，中国史官文体在向文学体式递延的过程则显得比较曲折。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与中国人在文学理论研究上的后知后觉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样的比较倒也可以看出西方人从哲学而文学思考路径的优点。自先秦至齐梁间，中国人才开始对之后被称为文学的各种体式进行研究。像曹丕会在《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3]而到了刘勰这里，终于注意到了这些文体之间的差异性，之前繁复的文体被归结为文笔两类，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4]而统观之上的研究，虽注意到文章中存在一部分的叙事成分，但研究的重心还是放在诗的领域，这也表明，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文体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诗歌中，探讨的是诗歌这种文体的审美属性，即使后世人所推崇的文章之道，像是后人所推崇的先秦诸子散文，实际上还是被划在笔的层面，后世所汲汲以求的叙事性还有赖于从话本小说以及散文小品叙事文体中去找寻。比较西方文论和中国文论研究的差异性，实际上很容易使人得出，这里的区别或许与叙事类文化在西方的早熟相关。

章炳麟《文学说例》说：“韵文完具而后有散文，史诗功善而后有戏曲。”[5]这就明确将史官的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国别体这些史官体式的发展，明确置于韵文、史诗之后，虽然他在之后的《文学论略》中有所改正。这样的论述实际上继承了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对文笔的讨论。《文心雕龙·总术》中虽对颜延年的解释提出了异议，在此问题上有所发展，但不管怎么说，其立场总是体现出以文(诗)为宗的倾向。但值得关注的是《文心雕龙·明诗》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6]这里虽然是在谈诗，但从其语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