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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茶花女遗事》的中华效应

一、题解

19世纪末，法国作家小仲马（1824—1895）的小说《茶花女》传入中国，译本畅销，风靡一时，在晚清人士中引发持续的轰动效应。所有这些，既是重要的文化现象，又是重要的社会现象，值得后人回顾。

关于书名的来历，略加说明如次。

《茶花女》原为法文LaDameAuxCamélias，花名源于人名卡梅尔（GeorgeJosephKamel，乔治·约瑟夫·卡梅尔），耶稣会士，1688年奉派到菲律宾传教，46岁病死，遗著《吕宋岛植物志》，著录当地山茶花的性状和品种，是他调查发现的。经瑞典植物分类学家林奈（CarlLinnaeus）确认，按例以人名作为茶花的学名（Camellia）。小说女主角玛格丽特，是巴黎著名的“交际花”，喜欢在剧场度过夜生活，随身带三件东西：一副望远镜、一袋蜜饯和一束茶花。一月之内，她25天带白茶花，5天带红茶花，因而被人加上“茶花女”的外号。意为“爱茶花的女郎”，并无别解。

二、林纾与《茶花女》的译述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1899年发表第一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书前有“小引”云：

关于林纾译西书之原始，黄濬有更详细的记述：

世但知畏庐先生以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始得名，不知启导之者，魏季渚先生（瀚）也。季渚先生瑰迹耆年，近人所无，时主马江船政局工程处，与畏庐狎。一日，季渚以告法国小说甚佳，欲使译之，畏庐谢不能，再三强，乃曰：“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鼓山者，闽江滨海之大山，昔人所艰于一至者也。季渚慨诺，买舟导游，载王子仁先生并往，强使口授，而林笔译之。译成，林署冷红生，子仁署王晓斋，以初问世，不敢用真姓名。书出而众哗悦，畏庐亦欣欣得趣。②黄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49页。

游石鼓山、译《茶花女》，看似一次闲适郊游的产物，实则是林纾为“遣悲怀”而实现的精神解脱。他的爱妻刘琼姿1897年病死，林纾中年（45岁）丧妻，陷入伤逝的悲痛而难以自拔，友人魏季渚才有这样的安排。

这部王述林译的古文体悲情小说，是晚清文坛的奇葩。用心，用情，用笔，都是独具一格的。钱鍾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中早已指出：

在林译第一部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里，我们看得出林纾在尝试，在摸索，在摇摆。他认识到“古文”关于语言的戒律要是不放松（姑且不说放弃），小说就翻译不成。为翻译起见，他得藉助于文

言小说以及笔记的传统文体和当时流行的报刊文体。但是，不知道是良心不安，还是积习难改，他

一会儿放下，一会儿又摆出“古文”的架子。古文惯手的林纾和翻译生手的林纾仿佛进行拉锯战或

跷板游戏；这种忽进又退、此起彼伏的情况清楚地表现在《巴黎茶花女遗事》里。③钱鍾书：《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12页。

①刘译：IttakesateachertotransmittheWay...[4]36

林纾的尝试总算成果，旗开得胜，不胫而走。尽管译文中红颜“薄命”的传统笔法出现5次，仍令读者耳目一新，产生了罕见的轰动效应。

三、社会效应的具体表现

光绪二十五年（1899）初，《巴黎茶花女遗事》初刻本刊行于福建，印100册，非卖品，只在“朋友圈”中流通。不久即成为热门书，大量翻印，风行海内。1904年，林纾的同乡严复曾赋诗惊叹：“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这首名为《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的诗，虽套用唐代刘禹锡《赠李司空妓》的句式：“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却表达了异于前代的社会心理，流露出“荡子肠”中的新意识，也许可以勉强称之为反封建意识吧。当然，用封建意识来抒写读后感的也不乏其人，如吴东园的《茶花女本事诗》，就仍弹“倾国佳人”的老调：“天生丽质曰马克，似此佳人难再得。少小名噪巴黎斯，一顾倾城再倾国。”读者群中，既有名流，也有俗客，还有一位年正少壮的齐白石。他为《巴黎茶花女遗事》写了八个字的评语：“人间恨事，天下妙文。”④马明宸：《借山煮画——齐白石的人生和艺术》，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96页。真想不到，白石老人也是赏花人！更想不到的是，仿作也出现了。1907年，钟心青著的《新茶花》小说，可作东施效颦之例①钟心青：《新茶花》，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重印本。。

最轰动和最集中的社会效应，并不是读书，而是演剧。《茶花女》的作者小仲马，于1851年亲自将小说改编成话剧，作曲家威尔第又于1853年将其改成歌剧。从此之后，茶花女就上舞台说话和唱歌了。西风徐来，使晚清留日的中国学生也受到吹拂，竟在东京搬演茶花女遗事，揭开了近代中国话剧运动的序幕，下面作一简介。

赴日留学，是晚清知识界的新潮流。1907年2月6日，日本官方宣布：中国留日学生共17，860余人②郭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