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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花女”的身份背离与重建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对19世纪中期法國经典文学作品《茶花女》（1848）中宗教色彩的解读，挖掘当中渗透着的往往被擅长分析女权主义与爱情悲剧的评论家所忽视的宗教主题。在承认小说里弥漫着的欧洲文学一以贯之的宗教气息的同时，也用发展的眼光去审视宗教意识在维多利亚时期欧洲文学作品中的冲突与解放。

关键词：理性意识;自我牺牲;博爱;救赎

公元1世纪末，基督教文化在希伯来文化和古希腊神话这两条欧洲文学源头的第一次交流与碰撞中形成。它继承了希伯来文化的核心内涵——尊重理性，倡导泛爱众人，强调自我牺牲的普世价值。基督教文学中呈现出来的是被神化过的人，纵使他们在精神上挣脱不了欲望的束缚，但行为上却依旧可以表现出被压抑过的理智。可以说，西方的艺术领域自始至终都或多或少的笼罩在宗教意识里，“西方的文学史实际上是一部神学史，各个时代的创作都难以离开从《圣经》中收获启示”。[1]

1文本中的宗教意识

《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既渴望品尝甜美爱情又难以割舍掉浮华生活，同阿尔芒相爱便意味着要放弃男爵在她背后维系着的巴黎上流社会的身份。纵使与阿尔芒的爱情把她从感官上的生理需求和狂热的拜物主义过渡到一种更高的精神层面上来，但同她的原形阿尔丰西娜·普莱西一样，玛格丽特自始至终都背负着出身贫贱和放荡无耻的烙印。先是面对阿尔芒父亲的规劝，再是承受阿尔芒不明真相的羞辱，本就孱弱的玛格丽特一面痛苦着，一面又用隐忍成全着这对父子，在夜夜笙歌的欢愉里燃烧了生命最后所剩无几的光彩。纵观全书，宗教意识赋予了一个上层娼妓最高的自我约束力。援引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的那句经典两难表述：“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它恰到好处地概括了玛格丽特在价值取向上的自我拷问：金钱地位亦或是爱情，她的人生究竟该何去何从。天平两端于她而言都是“得之则生，弗得则死”的人生体验，而“人性不仅仅体现在原欲上，更在其理性力量上得以充分表达。”[2]与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萨克雷同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名利场》中顺着资本藤蔓步步高升的夏泼不同，玛格丽特反而端坐在资本市场的高位里，看破了金钱面具下的虚伪而选择与高尚的真爱为伴;在咄咄逼人的世俗审判下又放弃爱情而选择驻守心灵的安宁。“茶花女”在保守刻板的维多利亚时代依旧能在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原因在于女主人公感性的一生里夹杂着一丝没有被玷污的对生命的理性思考。“她超出生活原型的地方就在于她放荡纵欲的生活并没有损害心灵的纯洁。”[3]

基督教在创立之初便以教义的形式牵制着人的行为，因为人类难以仰仗渺小的自身与完美主义相抗衡。换言之，过错是人类的原罪，因此在漫长的一生中人要靠着虔诚的信仰与强大的意志力不断地进行自我修善，在生命的尽头向完美靠拢而被天堂接纳。而玛格丽特这样一个流连于烟花柳巷的女子，因着对阿尔芒的爱（她此生最强大的信仰），与支撑她日常昂贵开支的男爵决裂，即使偶尔接纳来自男爵的探望，也只是为了解决跟阿尔芒的日常开销;继而放弃了在巴黎豪奢的交际生活而随爱人采菊东篱;在所剩无几的资产被阿尔芒豪赌的一分不剩时变卖了昔日里最钟爱的首饰与车马;最终独自承受着贫穷对她的吞噬，保全了迪瓦尔家族的好名声。她的高贵之处便在于她对自身价值的复判与人格的二次架构。她曾对阿尔芒真切地表达过：“让我保重自己，我会死的。我是靠现在狂热的生活支撑着。”[4]在生命的初始阶段，玛格丽特带着原罪降临，她身上曾沾染过上流社会的浮华与躁动，对资本的欲望也大大超过了羞耻心，可爱情没有让她心安理得的沉沦，反而激发了她人性中美和善的那一面。可以说玛格丽特从自我迷失中醒来，短暂的一生却于无声处绽放。在生命的价值曲线波动中，她的人物形象逐渐趋于完美，或许这便是作者无意为之的宗教安排吧。

2宗教意识的冲突与解放

19世纪中期，法国正经历着七月王朝的动荡，乱世中礼乐崩坏，两性关系混乱，奢靡之风蔓延。宗教中的救世主于是乎重新被人们捧上神坛。然而爱与救赎在小仲马笔下却衍生为人性与神性的对抗以及人性的最终解放。

《茶花女》中，宗教并未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去掩盖人性弱点，而是直接表现在阿尔芒自傲的对玛格丽特的灵魂救赎上。玛格丽特卑微的出身和放浪的性格，阿尔芒早已了然于心，对这样一个道德水准不高的女人产生爱情，他并非坦荡。无论是言语上还是行动中，阿尔芒的精神胜利法激发了他近乎主耶稣式的济世情怀。在他眼中，如同伊甸园里偷食禁果的夏娃，玛格丽特在巴黎骄奢淫逸的生活成了她的原罪，而在基督教的信条中博爱便是对离群羔羊迷途知返的精神指南，“我想要给这位姑娘治愈肉体和精神上的创伤。”相比于玛格丽特纯净的爱，阿尔芒更像是一个站在高峰上的旁观者，他迫切地审视着另一个命运，并深信它将会因被凝望而得以救赎。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上帝是人公开的内心，是坦白的我;而宗教则是人潜藏宝藏的庄严揭幕，是对自己秘密的公开供认”。[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