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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花女》在清末民初中国的接受

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在清末民初由林纾、王寿昌合译介绍到中国，引起中国读者的热烈反响，一度形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西方文学接受盛况。从爱情题材角度看，它受到中国读者喜爱的深层原因有三个层面：首先在思想层面上，小说关于两性自由爱情的主题契合了当时中国兴起的“启蒙”主流话语；其次在审美层面上，它与中国古典爱情文学的审美倾向有相通之处，迎合了国人的传统审美期待；最后在功能层面上，作品具有消遣娱乐的通俗言情性质，颇受广大市民阶层的欢迎。

《茶花女》；译介；接受热潮

法国作家小仲马小说《茶花女》经由清末林纾与王寿昌的翻译，首次被介绍到中国，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经出版立刻引起巨大反响。“一时纸贵洛里，风行海内。”在大量外国小说蜂拥而入、译作层出不穷的晚清民初，为何《茶花女》可脱颖而出在中国本土获得如此不同凡响的接受效果？这应当首先与《茶花女》的爱情题材和主题有密切关系，此令中国读者似曾相识又颇使其新鲜好奇的异域爱情故事从多个角度引发了中国读者的接受兴味，在多个层面上与中国读者的接受视域相契合，因而从这一角度出发探讨《茶花女》在近代中国形成接受热潮的原因是极富意义的。本文试图在考察近代中国，即清末民初这段历史中《茶花女》的接受概况后，以其“情”的题材与主题为论说核心，分析当时中国读者对《茶花女》的多层次接受，挖掘它广泛流传深受欢迎的原因。

一、《茶花女》在近代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概况

众所周知，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是由林纾和王寿昌合译首次介绍到中国的。关于林纾对《茶花女》的译述时间，众说纷纭。林纾的弟子胡孟玺认为《茶花女》译于1891年[1]；寒光在《林琴南》第一部分《略历》中说译于1893年[2]；阿英在《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一文中通过主要引证林纾的《译林叙》，并以林纾为《迦茵小传》所做的题词叙为辅证，认为《巴黎茶花女遗事》译于1898年[3]。朱羲胄在《春觉斋著述记》卷三中称清光绪辛丑秋的玉情瑶怨馆校刻本为最先出，因此把《巴黎茶花女遗事》列入了1901年的译著书目。[4]另有黄濬、杨荫与当代学者曾宪辉[5]认为高孟旦《闽中新乐府书后》并注所注明的时间1897年最为可靠。

根据胡孟玺所写的《林琴南轶事》中载，林琴南翻译《茶花女》时正值丧妻哀恸之际，“因适逢夫人刘氏之丧，每译至缠绵悱恻处，情不自禁，两人(与里人王晓斋)横相对哭。”[6]林妻刘氏丧于1897年，因此根据这一场景所记，林纾翻译《茶花女》的时间不会早于1897年，胡孟玺与寒光的说法应该不可靠。而1899年素隐书屋版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已刻印完成，朱羲胄认为译于1901年亦不准确。因此其翻译《茶花女》的时间应该是1897、1898年左右。

《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经问世，风靡中国，使得本是偶然成就翻译之作的林纾也始料未及，“偶译西方说部，海内风动。”[7]当时中国读者对此书的迷恋可在清末民国多位名家的记载中得到佐证。严复作诗有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8]陈衍在《林纾传》中写道“《巴黎茶花女》小说行世，中国人见所未见，不径走万本。”[9]林纾的弟子朱羲胄在《林琴南学行谱记四种》中也记载道：“按此为西土说部入华之第一策，当时不径而走者巨万本。”[10]《巴黎茶花女遗事》深受国人喜爱，甚至直接掀起了近代翻译外国小说的热潮，“林琴南译《茶花女遗事》以来，方引起国人译西洋小说之兴味。”[11]

除了此类直接记述《茶花女》风靡近代中国的历史史料外，现今还可找到当时文人墨客由于读《巴黎茶花女遗事》感触极深而凄然成咏的文学评论与诗句佳作。顾燮光等所编的《东西学书录》中直接将此书比作红楼梦：“林纾译记法国名妓马格尼事，刻挚可埒《红楼梦》。”慧云为马克临终的悲戚场景所动而痛吟成篇：“病中咳血一声声，垂死频呼亚猛名。强起□□犹把笔，写将心事表坚贞。”[12]高旭则为有情人而不得眷属悲恸动容：“天生骨相是钟情，死后方知我负卿。缩命十年拚一哭，病中狂呓泪如倾。”[13]更有读者表达其对茶花女为爱情而牺牲自我的赞叹之情和对茶花女凄怆命运的深切同情，冰谿以长篇《咏巴黎茶花女遗事二十首》，满含对此悲剧故事的凄哀之情而敷陈其本事，令人读后亦感慨万千。[14]除此之外，还有吴东园、陈衍、骨仍、黎俊民等文人也对《茶花女》纷纷作诗抒怀，因而批评家孔立在《林纾和林译小说》中总结道：“当时出版的《国民日报》《云南》《春江花月报》等报纸杂志，及私人诗集中有许多人写了诗抒发自己的读后感，人们把《巴黎茶花女遗事》称为‘外国的红楼梦’”。[15]

人们对《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迷恋不仅可以从以上相关史料的记载中得到证实，而且从《巴黎茶花女遗事》多次印刷再版的出版史实中也可一窥当时中国读者对此小说的追捧。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第一个版本，现在一般都认为是1898年的“林氏家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