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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医药海外交流中的互融互通

明代是世界历史发生突变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中医药海外交流与贸易史的特殊时期。此时中国经济、社会、文化都在经历深刻变化。伴随着朝贡贸易体系、郑和下西洋、地理大发现、民间海外贸易等重要交流通路的打开，政治交流与经济贸易带动中外交流紧密，使明代成为中医药近代交流史上互摄互融的巅峰时期。该时期，我国与东亚、南亚、西亚、西欧在药材贸易、医药典籍、医疗技术等方面的交流空前繁荣，中医药得以流传到周边国家与地区提升其医疗卫生水平，也广泛汲取各国医药经验和丰富了中药宝库[1]。直到明代后期实施海禁后，中医药的海外交流才伴随时代趋势逐渐衰落。

1明代历史环境必然衍生中医药互融互通

明代中医药的海外传播主要靠朝廷、商旅、传教士、移民等人员流动传播信息，再以中药材、医籍的流动为物质载体，在文化意识认知领域形成交流传播[2]。明代的对外交流通路有三条：第一，因“朝贡”贸易体系而发展的海陆交流通道，并在郑和下西洋后逐步达到中国与东亚、南亚地区的交流巅峰，实现明朝独占近海和东南亚海上霸权的地位。第二，传统的“丝绸之路”陆路交流通道，因陈诚五使西域而繁荣的中国与中亚、西亚地区的交流通路。第三，因地理大发现而繁荣的太平洋贸易体系，逐步打开明朝与西方在科技、文化、贸易领域的交流通路。总体来说，明代的海外交流通路中，海陆比陆路更为发达。

1.1朝贡贸易与郑和下西洋推动中医药互融互通朝贡贸易体系推动中医药对外交流空前繁荣。明朝立国后奉行“以德睦邻和谐周边”的外交政策，确定了“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朝贡体系[3]。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明确规定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弗齐、渤泥以及其他西洋、南洋等国为“不征之国”，从此确立朝贡体系为东方世界的通行国际关系体制[4]。明成祖时期，伴随郑和下西洋的开展，明朝在东亚与南亚地区的朝贡贸易体系逐步发展起来，彼此间常以赏赐和进贡名义互通交流，中医药在东南亚沿线国家的影响逐步达到巅峰。

这一时期，中医食疗学、温病学和中医妇产医学得以传播至沿途各地。据《郑和家谱》记载，郑和船队随行医术高明的医官众多，保障航海船队的健康，且船队途经各国总会设帐施医赠药，明朝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医药文化得以传播至途经地区[5]。在郑和船队远航的半个世纪后，西方航海船队饱受败血病之扰，在郑和的《航海日记》中却鲜有船员身患败血病的记录，证明当时中医食疗学已发展完善，保障航海任务能够顺利完成[6]。此外，明代温病学已经发展成熟，船队随行医官在治疗温病方面的临床经验丰富，他们向东南亚地区居民传授了大量中医治疗热带传染疾病的知识，令当地百姓能少受传染病之苦。不仅如此，明代中医妇产医学已经形成了临床经验的系统总结，大明王朝人口持续增长，人民得以健康繁衍，证明了妇产医学在当时已经发展相对成熟。郑和下西洋的数年里，船队随行的稳婆不断为医学落后的国家传授接生经验，为途经地区的人口稳定增长做出了一定贡献。

而且，大量明朝医学著作也随着郑和的宝船队传至周边国家，大量明朝医药典籍被赠予沿线各国居民。李时珍《本草纲目》、高武《针灸聚英》等医药学著名典籍得以传至各地，促进了中医药文化交流，也间接完善了沿途各国的医学理论体系。在这一时期，中外药材资源的互通交流也呈现空前的盛况。郑和船队在馈赠沿途居民中草药的同时，也带回了大量异域道地药材，这些药材也被后世广泛运用于中医临床，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中药材资源宝库。

1.2丝绸之路促进中医药互融互通与郑和自海陆七下西洋交相辉映的，是傅安、陈诚等沿陆路出使西域，促进了明朝与中亚、西亚地区的中医药交流[7]。此时通过丝绸之路的陆路交通，明朝与中亚、西亚诸国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作为明统治者全面对外政策体现的一部分，也体现出明太祖和成祖的雄心。永乐年间，通过积极的对外交往，明朝建立了丝绸之路沿线繁荣的商业贸易体系，促使明朝与中亚、西亚的对话进入全盛时期，带动了医药典籍和中药材的交流互通。

丝绸之路在促进丝路贸易交流的同时，也使中药材种类得以补充和完善。物产交流构成了文明对话的本质特征，丝绸之路的兴盛促进了中外的物产交流盛况，药材贸易逐渐兴盛。赏赐医药作为明朝抚谕周边国家的重要内容，也使中医药外传成为一种必然，该时期以医药典籍为载体的中医药交流逐步展开。14世纪初，波斯国宰相拉什德派学生赴中国学习中医药学，并带回相关书籍。整理编译后，用波斯文著成最早的中医西传波斯文译本《唐苏克拉玛》，该书籍也是中医药学真正系统地向中东国家和地区传播的标志[8]。作为14世纪至17世纪陆路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大国，明朝始终扮演着丝绸之路的主导者、规则制订者和稳定者的角色，与西域诸政治体始终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主导着中外交流的发展脉络。

1.3新航道开辟开启中医药大规模西传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