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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的画龙祈雨

曹不兴（原注：中品上），吴兴人也。孙权使画屏风，误落笔点素，因此成蝇状，权疑其真，以手弹之。时称吴有八绝。（原注：张《吴录》云：“八绝者，菰城郑妪善相，刘敦善星象，吴范善候风气，赵达善算，严武善棋，宋寿善占梦，皇象善书，曹不兴善画，是八绝也。”）魏赤乌中，不兴之青溪，见赤龙出水上，写献孙皓，皓送秘府。至宋朝，陆探微见画叹其妙，因取不兴龙置水上，应时蓄水成雾，累日霶霈。1[唐]张彦远，《明嘉靖刻本历代名画记》上册，毕斐点校，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109页。

画龙祈雨故事最早载于大中元年（847）成书的《历代名画记》。故事有名，轮廓却不清晰：曹不兴画青溪赤龙在赤乌年间（238—251），而祈雨则在刘宋陆探微时，其间隔了两百年，哪一个才是故事的真正主角呢？张彦远说得很含糊。张彦远也没有注明史料来源，语焉不详，还错误频出：赤乌是孙权在位时年号，却前言“魏赤乌”，后云“孙皓”，莫衷一是。这些矛盾也见于《益州名画录》、《太平御览》卷七五一引《历代名画记》、《宣和画谱》卷五曹不兴传，说明混乱不是在《历代名画记》传播过程中产生的，而是与张彦远所用原始文献有很大关系。故事也许不止一个版本，如《益州名画录》又说青溪见龙是在赤乌元年（238），虽然《建康实录》说这条人工渠开凿于赤乌四年（241），2[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二《太祖下》，张忱石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49页。但南唐尉迟偓《金陵六朝记》记载的时间居然与《益州名画录》相同，3[明]陈禹谟，《骈志》卷一〇引尉迟偓《金陵六朝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85页上。孰是孰非，不易断定。除了屈指可数的上述材料之外，几乎没有发现与故事有关的更早文献，仅是《贞观公私画史》著录曹不兴“《清溪侧坐赤龙盘赤龙图》两卷”，4[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于安澜编，《画品丛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34页。勉强算作一例旁证。不过，研究故事最困难的地方，还是它的神异色彩，真假难辨，让人无从适应。

除此之外，六朝史上再也没有别的画龙祈雨记载，它再次被提到是在8世纪上半叶，5本文所指是开元十九年（731）冯绍正画龙祈雨事，相关内容见于《明皇杂录》卷下和《册府元龟》卷二六。而作为一种官方推行的制度则要等到10世纪末。6宋朝官方数次向全国颁布《画龙祈雨法》，仪式皆有模板。其中咸平二年（999）颁诏是按“唐李邕《雩祀五龙堂祈雨之法》”进行，但景德三年（1006）颁布的《画龙祈雨法》和干道四年（1168）下发的《祈雪雨法》又似按“张僧繇画盘龙样”执行，可见传统悠久。参见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51页下、561页上；[元]脱脱，《宋史》卷一〇二《礼志五》，中华书局，1977年，第2500—2501页。无论从哪一个时间点向前回溯，都是一段漫长的历史空白。同时，汉代还有个“土龙致雨”的传统。在鲁惟一[MichaelLoewe]的眼里，“土龙”与“画龙”的区别仅在于媒介，但问题是，如果前者有效，那么后者还有什么存在必要呢？非常遗憾，鲁惟一搜集到了丰富的汉代祈雨文献，甚至《金枝》[TheGoldenBough]里的日本求雨风俗，也没提到曹不兴画龙，恐怕还是对故事的来源、性质心存疑虑吧。这导致他虽然意识到基于五行学说的《春秋繁露·求雨篇》（以下简称《求雨篇》）可能是几个世纪后被“误置”进《春秋繁露》的，7Loewe,Michael.“TheCultoftheDragonandtheInvocationforRain.”ChineseIdeasaboutNatureandSociety:StudiesinHonorofDerkBodde,HongKongUniversityPress,1987,pp.195-213.但不能说明这套祈雨仪式中为什么会出现青、赤、黄、白、黑五种不同颜色的龙，还要再另外取土造龙。相较而言，桂思卓[SarahA.Queen]的看法要直接得多。她认为《求雨篇》包括两段互不兼容的文字，五行宇宙论框架下的祈雨文字存在着严重的可信度问题，而土龙求雨的那段才符合董仲舒同时代人对董仲舒实践的记录。8[美]桂思卓，《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朱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2—126页。两位学者的质疑很难从正面回答，症结还是在于同时期文献材料的缺乏。这个问题同样存在于曹不兴画青溪赤龙故事，它也不见于同时期历史文献，且更加难以捉摸。可是，如果我们将零散的材料并置起来，就会发现曹不兴画青溪赤龙故事恰巧处在汉代“土龙致雨”和唐宋“画龙祈雨”的中间，传说与史实的关系究竟如何，“土龙”与“画龙”的关系究竟如何，那条青溪赤龙就成了打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