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敬与戏谑：山西的龙王祈雨习俗——基于人情网络的民俗学考察.docVIP

不敬与戏谑：山西的龙王祈雨习俗——基于人情网络的民俗学考察

祈雨习俗“在中国北方的河南、山东、河北、山西、东北、西北都流行甚广，但尤以山西为甚”[1]93。历史底蕴悠久的山西地区自古多旱少雨，这为当地祈雨民俗的创生与流传奠定了基础。在这些民俗中包含着大量的“龙王故事”，百姓们运用丰富的想象力，构建了风格迥异的“人龙交往”的祈雨叙事。其中叙事对象大致有两大类：其一，在人情网络边缘的龙王；其二，在人情网络核心的龙王。

人情网络是小农经济下催生的独特生存技术。中国古代社会以家庭为中心，形成了极强的血缘纽带；人们因农业生产而固定聚居，地方社群内部互相熟悉、帮助以增加存活可能，产生了地缘性的持续关系，进而在复杂化中形成传统的“熟人社会/礼俗社会”[2]8。因此，人际关系的建立通常只能靠血缘、地缘及其相似关系的联结，维持一段关系需要进行义务和回报的双向实现。只要有任何一方违背了规则，那么这段关系就面临结束。

这种生存技术投射到民俗中，神话叙事的流变是随着人们的生存需求改变而展开的技术性调适——将本在关系网外的“神鬼”人格化，纳入关系网；或者把本在关系网中的“人”神格化后，将其视为“神圣”存在，再根据现实（如帝王的敕封、疫病的出现或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其形象与功能。阎云翔等学者从人情互惠的角度进行田野考察，提出地方村民“同时在道义上与经济上卷入了交换网络并被其束缚”[3]81，将这种视角引入对民间传说的民俗学考察中，或许可以为理解民俗叙事提供一种全新的诠释路径。本文主要基于人情网络，对比分析山西向龙王祈雨的两种叙事，分析其民俗活动中存在的对“龙王”的不敬与戏谑。

一、亦神亦人：互惠义务的部分履行

已有研究基本涉及山西各区域基于不同进路形成的龙王信仰，它们反映了民众对人情网络的实践努力。有时，龙王顺应人情降下甘霖化解人们的生存危机。但更多时候，即使信徒们祷祝，等待他们的仍是无尽的苦旱。在极端的生存压力下，人们如何使这种一厢情愿的关系“奏效”？山西境内的“恶祈雨”“与龙王结亲”等民俗，提供了两类不同的解答。在此之前，首先需要思考，在人们构想出的与“神”的人情关系中，“龙王”究竟是“神”还是“人”？

人们出于工具性的目的与龙王建立不对等的交换关系。根据互惠原则，关系网中的人需要贡献自己的力量去履行义务，也会借助别人的力量来实现权利。在这样的交换中，大家默认了一套基于礼教、有延展性的、类似于常识的伦理体系，亦即“人情”。“人情”的本义是人的情感，在传统语境里更多是指在关系网中应尽的义务和作为回报的资源。但是，人与“龙王”的权力的悬殊解构了互惠模式的平等——龙王作为“神灵”，在这个以想象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中显然属于优势方，被视为占有了绝大部分雨水资源；信众们的香火礼物则包含了“权利—义务”的内在关系。即是说，社会等级的差异（体现为对资源占有的显著差异），使权利的实现变成了信众对恩惠的期待，龙王在分配雨水及其他神圣资源时扮演了一个随机甚至拒绝施予恩惠的威严角色。此时，信众为了减少机会成本沉没，更加虔诚地“讨好”龙王，以获得其回礼。因此，龙王作为“神”的地位，在对互惠义务的部分履行中，实现了强化和再生产。

当然，基于不对等的单向交换实际上依然受对等互惠原则的支配。龙王对义务的不履行所造成的社会紧张，在对神的恐惧以及社会伦理之中被尽可能地消解，且这种消解是有限度的。互惠网络的初衷是保证幸福生活，一旦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人情网络就失去了它的应有之义，情分便再也无法阻拦人们图穷匕见，他们会强迫龙王履行义务。如果赠予龙王一次礼物并未得到狭义上的回礼（比如说降雨），那么必然存在某种渠道、方式、状态的对应回馈来维持这段关系，或是对龙王的严重惩罚，又或是更盛大的祭拜，最终的目的都是某种意义上对生存焦虑的安抚。“神”若不能给人带来保障，人便不能回报“神”的保障，这种双重禁忌所体现的正是互惠原则。此时，龙王就将会被拉下神坛，被视为人情关系里那些试图逃避责任的“人”，接受愤怒的人们在绝望之中的报复与唾骂。

事实上，高高在上的“神”被戏谑甚至是粗暴地对待并不少见，如打春牛、晒龙王、晒城隍、免去使疫鬼闯入孝子节妇家中损伤童稚的土地神的官位、还有在恳求与贿赂皆不灵验之后鞭打雨神像[4]54等。“神鬼”有时履行被百姓期待遵循的互惠义务，有求必应；有时部分地履行甚至无动于衷。这种“时灵时不灵”的做法使人们有时对“神鬼”虔诚供奉、诚惶诚恐，有时又会行巫术惩治甚至是抛弃它们，“敬与爱、恨与罚交织于其中”[5]608。因此，当龙王显灵，人们就奉其为不可侵犯的“神”；当龙王没能回应人们的愿望，便会成为一个德行有缺、任打任骂的欠债“人”。

二、孤注一掷：旱灾之下的生存处境

在山西，人们在连绵旱灾之下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在技术水平无法以人力获得水源时，人们只有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平日多番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