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匮乏与获取：龙王结亲传说的社会隐喻

20世纪的中国传说研究主要有三种研究范式：一是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历史流变研究，这类研究着重勾勒传说或传说类型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并努力解说这些变化的原因；二是以刘守华先生为代表的形态机能研究，这种研究不区分“传说”与“故事”，将传说视为与故事无异的材料，研究者将某些传说类型从各自的时空背景中抽离出来，进行共时态的形态分析；三是意义审美研究，即将某一传说类型的诸多异文当作一个共同体，对其整体的或局部的情节进行广义的文化阐释和美学判断，这三类研究皆以文字记录的文本为研究对象，对于生产、传承、消费这些文本的“人”及“语境”缺少关注。

20世纪末，受西方哲学及社会科学研究思潮的影响，国内的民间传说研究者开始关注传说演述的“语境”和传说的“讲述者”，他们走入田野，从区域内的日常生活中考察各类传说及其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赵世瑜的识宝传说(1)参见赵世瑜：《识宝传说：一个关于本土和异域的华北民间历史隐喻》，《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52-164页。、移民传说(2)参见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皆属此类，这类研究关注了传说产生的语境，但征引的传说却还是侧重文字记录本身，鲜少使用研究者自己深入田野搜集的活态文本。叶涛、陈泳超的研究在关注传说“语境”的同时特别注意搜集活态文本，他们用这些活态口述文本考察当地社会的诸多面向，叶涛借助山东沂源的牛郎织女传说探讨地方的家族、信仰以及民众的日常生活(3)参见叶涛：《民间文献与民间传说的在地化研究——以沂源牛郎织女传说为中心的探讨》，《民族艺术》2016年第4期。；陈泳超借山西洪洞“二妃身份传说”及当地的“接姑姑迎娘娘”仪式不仅探讨传说在地方人群中的作用，还解析地方社会中人群主体性的建构实践，更关注这些活态文本的生成过程及动力机制，与其说这种研究是对传说的研究，不如说是对传说演述的地方社会的社会学研究。(4)参见陈泳超：《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近年来，民间传说(属于广义上的民间故事)日益引起其它学科的关注，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如王明珂将岷江上游地区的“毒药猫”故事置于村落结构、资源竞争框架内加以解读(5)参见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77-113页。，龙圣、李向振把我国西南地区的“变婆”故事与区域开发、族群认同等社会背景进行联系，认为该故事是民间对现实生活中被驱赶和被活埋的两类病患及其命运的隐喻。(6)参见龙圣、李向振：《病患：变婆故事的社会隐喻》，《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这些传说故事因为有了具体的社会情境而变得更容易理解。受上述研究成果启发，笔者从生产资源缺乏和人们如何对待这种缺乏这一社会视角出发，对山西民间广为流传的“龙王结亲”故事进行分析，所援引分析的传说文本不止记录在地方文献中的文字记录文本，还有笔者深入田野搜集的活态口述文本，旨在得出传说不止是地方性知识，还生产“地方性知识”，并且它依托这些地方性知识不断地被“生产”着。

一、龙王结亲类型传说

山西有丰富的与龙相关的传说故事，这主要是由特殊的地理条件以及气候环境造成的。山西境内地形复杂，气候干旱，民众的生产生活无不受水的掣肘，雨水成为重要的资源补给。当地民众认为，雨水的水量多寡与降雨时机都由龙王掌控，“泽州县南岭乡的李沟村，过去有个龙王庙，能预示风雨旱涝。庙前青石小池，清澈见底。池水若在小池的三分之二处，两条小鱼在水中欢快地往来嬉戏，必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池水若低于三分之一，两条小鱼沉入水底不动，必定是大旱之年。池水若涌出小池，小鱼不断跃出水面，必定阴风怒吼，连降暴雨，山洪暴发，水害不断”(7)《秃闺女嫁给龙王爷》，靳虎松：《晋城传说》，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133-134页。。如此一来，民众对雨水的仰赖就转化为对龙王的崇信，龙王成为山西民众最重要的崇奉偶像。清道光十二年(1832)，沁水县南沟社制定祭祀诸神的条规，明确规定全社每年祭祀诸神十六次，而以龙神为主的祭祀就多达三次。(8)条规中规定四月十五祭祀白龙、五月初一祭祀龙王、五月十九祭祀龙王。此碑现存于沁水县龙港镇南瑶村大庙内。碑文引自车国梁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沁水县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337页。

在地域生活中，民众借助各种各样的龙王传说故事来表达对龙王的尊崇以及龙王对他们生活造成的影响。按照不同的叙事情节，山西境内流传的龙王叙事(9)本文所引用的传说文本材料均来自于山西省各地市县的《民间故事集成》，这些资料均为内部资料，没有明确的编著者以及出版信息。引用资料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