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和解：一九四八年沂蒙解放区的抗旱救灾与祈雨事件.docVIP

冲突与和解：一九四八年沂蒙解放区的抗旱救灾与祈雨事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村革命、农民革命，正是依靠广大农民的支持才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并最终赢得胜利。而中共依靠农民的过程，既是取得兵源和钱粮的过程，也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稳定农民生活的过程。在推动农村经济和稳定农民生活的过程中，涉及许多方面、许多问题，其中如何减轻由战争和灾荒所导致的困难，对中共革命、中共政权一直是一个十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当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更是如此。以往对中共根据地、解放区的灾荒及其救治已有不少研究，但由于受到传统革命史观的束缚，大多仍在“政策—效果”的叙事模式之下，重政策、重结果而轻过程，由此弱化了革命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笔者近年来一直倡导“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参见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尤其是中共救灾措施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与农民的传统习惯是否存在矛盾，中共政权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尚未引起党史学界的足够关注。本文拟以1948年夏山东沂蒙解放区的抗旱救灾为例对此作一初步探索。之所以选择此例，主要是因为笔者在山东临沂市档案馆发现了与此相关的史料*目前笔者尚未发现学界发现和研究过这一事件。有关地方党史著作、革命回忆录在涉及1947年至1948年的生产救灾叙述中，亦未提到农民祈雨事件以及祈雨过程中发生的冲突。有三篇硕士论文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救灾有所阐述(赵晨：“山东抗日根据地救灾机制探析”，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0年；肖丽婷：“山东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救济事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0年；武盼：“山东抗日根据地对灾荒的治理及启示”，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商业大学，2012年)，但较少反映中共政权与农民群众的互动关系。应该说，不止山东，其他根据地、解放区的相关研究也大致如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涉及的祈雨事件，相关史料并不是特别丰富，因此在叙述和分析上都受到一定局限，不过大致能够说明问题。。其实，这一事件本身在中共革命史甚至山东革命史上并无多大影响，但通过对这一事件进行梳理、描述和分析，仍然能反映比较宏大的历史问题，即中共革命的救灾理念及实践、农民群众的心态及行为，尤其是中共干部与农民群众之间的互动关系、革命政策与民间传统之间的相互纠葛。

一、1948年沂蒙解放区的旱荒与生产救灾

沂蒙解放区主要指蒙山、沂水地域，在解放战争时期归属中共山东解放区。山东解放区由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展而来，包括鲁中、鲁南、滨海、渤海、胶东等五个行署，沂蒙解放区在鲁中区的范围之内。根据1945年抗战胜利后鲁中区党委的划分，鲁中区包括沂蒙、泰山、沂山等三个专署。沂蒙专署包括蒙山、蒙阴、沂东、沂中、沂南、沂源、新泰、泰宁等八个县。1948年7月，鲁中、鲁南合并为鲁中南区，沂蒙专区辖蒙山、蒙阴、沂水、沂南、沂源、莒沂等六个县。*《中共临沂地方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3、435—436、583—584页。

作为中共华东的主战场，到1947年下半年，山东解放区已经连续取得多场战役的胜利，成功遏制了国民党的进攻步伐，战场基本转移到国统区。在此情况下，中共华东局将工作重心转到生产救灾工作上来，通过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生产，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中共临沂地方史》第1卷，第395—396、446—448、573—577页。其中，最需要解决的是战争引起的灾荒问题。在长期被国民党控制的农村里，农民的存粮几乎被征用一空，牲畜和农具也都遭到严重破坏。据沂源县张庄、黄庄、鲁村、历山等四个区的不完全统计，被国民党军队抓走或逼走青壮年1万多人，被拆房屋1万余间，被抢粮食164万斤，损失牛、驴、骡、羊等8.8万多头，被割走庄稼几万亩*朱兆彬、刘兆东主编：《沂蒙旌旗》，黄河出版社，1996年，第475页。。即便战火停止之后，灾荒依然非常严重，断粮情况颇为普遍。蒙阴县大崮区的饥民数量上升到全区的1/2，个别村达到2/3；石匠窝有88户人家，断粮即达40户，群众多以翻白草、菠萝叶充饥*《中共蒙阴党史大事记(1922—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200页。。部分群众发生脸肿、无力移动甚至病饿而死等现象。中共革命的大好形势面临严峻考验，“若不能迅速、全面的解决，就有可能在春荒之后，造成夏荒、秋荒、冬荒，使灾荒成为长期的连续的，以致影响到大反攻能否更顺利的发展”*社论：《紧急完成生产救灾，继续贯彻整编工作》，《军政通讯》第14期，1948年4月。。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1947年冬至1948年初，华东局连续召开会议，将生产救灾作为山东解放区全党全民的中心工作，提出“不饿死一个人、不荒掉一亩地”的口号，并颁布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