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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科治理的现实困境及路径超越

一、知识生产模式与学科治理方式的历史变迁

1994年，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Gibbons）等人首先提出知识生产模式1和模式2的概念。[1]前言知识生产模式1强调以单一学科领域的研究为特征；知识生产模式2则强调以社会应用研究为导向。2006年，艾利亚斯·G·卡拉雅尼斯（EliasG.Carayannis）等人在重新审视知识生产特征的基础上延伸出以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为特征的知识生产模式3。[2]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每一次转变，学科知识生产的逻辑取向和治理方式也发生相应变化。学科知识版图、知识生产机构、知识创新方式、知识生产资助、知识评价模式以及知识生产从业者身份的变化带来学科组织原则、学科与外部环境关系以及学科内部治理结构的重塑。

（一）学科自治：知识生产模式1的学科治理

知识生产模式1是大学基础性的知识创新模型，是以学科知识为划分结构进行基础研究的知识生产模式。[1]2-3它是在学科范围内，基于认知目的探求事物内部原理、进而扩充学科知识版图的生产模式。知识生产模式1起源于中世纪大学的古典传统，在洪堡主义强调理性精神的指引下逐渐发展成熟。知识生产模式1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知识生产基于学科领域分类强调基础理论研究。学科知识生产基于学科知识历史积累和逻辑脉络致力于学科知识的增长。知识生产模式1追求“最高形式的纯粹知识”，大学知识生产无意与知识应用发生联系。第二，学科是最主要的知识生产者。基于制度化的学科体制，大学教师及其助手是知识生产者主体。第三，研究者的学术兴趣是推动研究开展的主要力量。研究成果的产出主要由学者的自主性驱动。第四，对研究质量的控制主要依靠由大学学者、科学院研究员以及相关专业人士组成的学科同行评议团体进行评价。同行认同的研究成果会被进一步赋予知识合法性。因此，有关科研成果的争论和交流也往往只存在于学科从业者之间，基本不涉及公众参与。

知识生产模式1继承了自古希腊以来追求纯粹知识的学术基因，与此相对应，学科治理上即形成了以自治为特征的学科治理方式。从学科的组织原则上看，学科发展的目标是发现真理，以知识增长促进学科发展。在此目标的指引下，学科发展形成了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的组织原则。学者的研究自由不受任何学术权威指挥、不受任何政治或社会舆论的干涉。从学科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上看，学科知识生产与政府尽量保持距离。尽管学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但政府并不直接干预学科发展的具体事务。从内部治理结构来看，大学教授拥有推举校长、组建评议会、参与大学章程修订的权力。由讲座教授组成的“教授会”或“学术委员会”有充足的权力处理与整个大学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3]124-125学科领域的“讲座教授”既是该领域的学术权威也负责处理其他行政事务。这一时期，学生和教师人数较少，无需雇佣庞大的行政管理人员，也未形成专门的行政管理部门。

（二）“三维螺旋”与“行政主导”：知识生产模式2的学科治理

19世纪末以来，知识在国家战略竞争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凸显。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知识的应用情景、传播方式及其生产群体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知识生产形成了“大学-产业-政府”相互交织的“三维螺旋”。知识生产模式越来越强调“应用性”“跨学科性”“异质性和组织多样性”“社会责任和反身性”和“质量控制”[1]3-8，越来越注重“学术知识对经济的长期贡献”[4]。该生产模式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知识生产的应用导向。大学知识生产者致力于满足产业、政府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因而更关注知识在现实中的应用。第二，在应用情景中，实际问题的解决往往涉及多个知识领域。因此，大学知识生产开始突破学科性、线性发展的桎梏。第三，知识生产者的范围发生变化。知识生产不再是大学科研人员的专属，社会研究机构、企业研发部门、咨询机构和智囊团都成为知识产品的提供者。知识生产超越学科生产的界限向“社会分布”（sociallydistributedknowledge）的方向扩展。[5]第四，模式2的知识生产主要由资本驱动。不论是大学还是非大学部门的知识生产者，他们作为研究资金的接受者，都需要以资本需求为导向进行知识生产。第五，知识产品由学术评价转向消费评价。“‘知识’现在不再被视为公共物品，而是被视为‘知识产权’，与所谓的知识社会中的其他商品和服务一样，被生产、积累、交易。”[6]

知识经济价值的凸显带来政府行政力量的介入。为了进一步促进知识生产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形成以政府行政力量为主导，产业、大学共同参与的学科治理方式。大学作为知识生产的核心部门被赋予了新的社会角色，学科知识生产成为各国政府寄希望于推动国家和民族崛起的重要力量。学科由原来的知识生产主宰者转变成政府和产业的服从者、服务者，学科自治权大大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