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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温柔的再现到倔强的反叛

浅析女性

艺术家辛迪，舍曼的后现代转向

作者：刘巍

来源：《北方美术（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辛迪?舍曼的艺术极具独创性，她用电影语言诠释着摄影艺术。这位将摄影家、演员、电影导演、设计师、化妆师、舞台设计及灯光专家等多重身份集于一身的艺术家，她最初的成名作以自己作为主要拍摄对象，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来探索各种表现的转换。从《无题电影剧照》到《历史的肖像》再到她自己拍摄电影所衍生的新作品，她的创作主题也从初期以女性视角关注大众文化，到关注艺术史进行文化批判不停转变。舍曼以她的艺术实践与观众对话，成为女性主义艺术向后现代转向的代表。

20世纪60和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女性认识到自出生以来她们就被要求学习扮演各种规定的角色，并在学习中逐渐丧失自我意识。女性主义的观念认为，女性的社会性别是由性差异的社会系统建造出来的。生物论的生理性别特征并不等同于社会性别特征。这个立论强烈地说明，女性的社会性别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女性的性别建构过程是在父权体制下的男性主流文化中逐步获得的，而男性主流文化将女性形象建构成商业文化的消费符号，在电影、广告、杂志等大众传媒中控制女性形象。辛迪?舍曼早期的作品就直指大众文化中的女性形象以及女性身体，批判了模式中女性作为男性“凝视”的对象而存在的状态。在《无题的电影静物》、《六十九张无题剧照》等系列作品中舍曼创作了一系列以自己作为拍摄对象的摄影作品，她主要模仿和重复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形象，将自己置身于好莱坞文艺片各种情景中的不同女性：天真无邪的少女、初涉影坛的女明星、搭顺路车的旅客以及被人谋杀的牺牲者等。照片里的她眼神中经常流露出惊恐的神色，仿佛她的一举一动在被“凝视”着。舍曼的摄影作品以一种社会剪影的方式叙述了上世纪60年代大多数西方妇女所面临的潜在的焦虑和危机。

“凝视”这一概念是福柯对男权社会中大众传媒对女性性别歧视的分析概念，正如其所言:“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一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因此根本无须男人外在的力量，仅仅用眼神，用凝视，就能对女人的身体诱发出权力的效应。劳拉?慕尔维在其著名论文《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将银幕上的女性形象描述为控制男人眼光的主题和男性欲望的客体。她认为舍曼的《无题电影剧照》不仅意味着我们自己和摄像机的盯视，而且也暗示在同一间屋子里还有另外一个人和她在一起。舍曼用她对光影和构图的掌控能力，通过制造大众似曾相识的电影瞬间，来召唤读者参与到她的艺术创作过程中，以一种戏谑的态度与男性的“凝视”对抗。在谈到创作《无题电影静物》时舍曼说：“我的静物都是关于虚构的角色扮演，同时也嘲弄了高傲的男性观众，他们会把这些图像误解为色情的。”舍曼邀请女观众用传统的男性观念来审视女性，强化了女性作为男性欲望的对象而存在的被动状态，性别身份的矛盾性被凸显和扩大。

辛迪?合曼在其随后的作品1985年创作的“童话故事”系列与1986-1989年创作的“灾难”系列中使用戏剧手法来构筑不寻常的景致。人的身体被肢解埋在散乱的堆积物中，动物与玩偶结合在一起，成为变形了的人体。这些图片中惨不忍睹的场景与当代社会中的暴力和混乱形成相对应的关系。以身体的压抑来隐喻政治，在将身体作为社会的比喻的分析中，芬克尔斯坦因认为，在西方文化中，对身体的控制是形象与身份的标志。

20世纪90年代舍曼的创作进入了新的领域，在其系列作品《历史的肖像》中，舍曼把自己化装成王室贵族、宗教人物及女巫种种角色。她以一种达达主义的方式调侃古典艺术大师。如《无题225号》，舍曼装扮成一位戴着假胸乳的贵族，胸部喷出一股液体。用很轻松的方式解构了社会制造出来的典范形象。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她的作品以一种近乎荒唐的方式嘲弄西方的审美原则。舍曼自己声称要制造出“那种想要堵住喉咙的感觉”。这些图像中有着某种下意识的侵略性，一种对种种陈旧审美观的反叛。1992年舍曼创作了《性图像》系列作品。她将模特儿人形的解剖学肢体和吓人的造型因素结合在一起，重新组建了她混合的玩偶图像。这些作品可能是受法国艺术家皮埃尔?莫林厄尔自拍穿着长筒袜和其他拜物教衣着的形象拼贴等作品的影响。在1994-1996年的系列作品《恐怖和超现实主义形象》创作中，舍曼继续用人造假肢和面具等道具，回到童话故事系列中的恐怖场景中，在充满暴力的场面中充斥着一些“性感”塑料玩偶。

1997年，合曼又创作了电影《办公室杀手》。在这个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舍曼超越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将关心的重点聚焦在了电影史上。21世纪初舍曼又创作了一组丑角系列，色调鲜艳，表情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