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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数字平台的伦理困境与系统性治理吴飞伦理算法互联网

数字技术加强了社会连接，丰富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渠道，也让

不同虚拟平台之间、虚拟平台与现实世界之间融合起来，构建起网络

化社会。这一方面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理性对话的潜能，为民主参与提

供了新的机会；另一方面放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负面情绪，加速了虚假、

仇恨等消极信息的传播。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吴飞教授在

《国家治理》周刊撰文指出，为了更好维护技术发展的初衷，需要集

中政府、平台、受众等不同主体力量，实现对数字平台伦理的系统性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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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科尼利厄斯·卡斯特里阿迪斯（CorneliusCastoriadis）

指出，人类无法接受“无序（Chaos）状态”，无序如同深渊令人颤

栗。人类所遭遇的无序常常是人类加诸自身的。比如科技的进步一方

面提高了人类建立秩序的能力，但同时一次又一次地将人类推向混乱

的边缘。数十年前，原子裂变让人恐慌，而今天比特（bit）又在改变

度量尺度，给人带来前所未有的无序感。方兴未艾的全面数字化浪潮

进一步加剧这一感受：数字化变革改变了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

文化的方方面面，人类的日常生活被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重新定义

并改造了。一批全新的垄断性互联网企业——苹果、亚马逊、谷歌、

Facebook、Twitter、微软、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将本行业

造就为资本竞技场，它们是政治经济之外的新权力来源。这些平台将

虚拟世界与实体世界融合起来了，改造了时空结构，建立了“网络共

和国”。而在元宇宙世界中，这种融合将会变成无逢连接。

伦理学研究的是人类的美好生活如何可能的问题，指向的是苏格

拉底所提出的人类最值得过的那种生活。当代的伦理理论必须思考人

类如何与技术和谐相处的问题。那么，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人类实现美

好生活来说是一种挑战还是福利？目前与人类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主

要数字平台有：数字基础设施平台，包括主要操作系统和应用商店平

台，如苹果、谷歌、微软等；国民生产和社会生活服务平台，如钉钉、

大众点评、去哪儿、携程、优酷、滴滴打车、高德地图等；数字媒介

平台，如Facebook、Twitter、微信、抖音、微博等；电子商务和互

联网金融平台，如亚马逊、阿里巴巴、京东等等。社会因沟通而存在，

数字媒体平台就是网络化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础，基于此本文将重点分

析第三类平台，即数字媒体平台的伦理治理问题。

数字平台遭遇的伦理问题

媒介固有的物质结构和符号形式发挥着规定性的作用，决定着什

么信息被编码、传输，如何被编码、传输，又如何被解码。数字技术

加强了社会连接，丰富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渠道，形成了一种不同于

现实生活的数字世界。数字技术提供了新的可供性（affordance），

让更多的参与者的声音可以被听到，人们得以在虚拟领域中实现公共

互动和信息共享。公民参与度政治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任何

拥有移动手机和互联网的人都能在促进问责制和透明度方面发挥作用。

社交媒体具有社会性（sociality）和聚合性（connectivity）的生产特

点，平台用户除了制作自己的内容外，还会分享、转发他人的帖子。

社交媒体平台由此为新的意见领袖赋能，并扩大其目标受众的范围，

但也使得一些信息能够以“病毒式传播”的方式迅速蔓延。虚假、诈

骗、色情、恐怖、憎恨、暴力与诽谤等信息充斥在虚拟的数字空间中。

数字平台就是一个双向加速器：一方面，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理性对话

的潜能，为民主参与提供了新的机会；另一方面，放大了人与人之间

的偏见、冷漠、愤怒与仇恨，传播了大量的虚假信息，甚至会引发社

会动荡。具体而言，数字平台正遭受到如下伦理困境：

“数字野火”：信息失真与虚假报道

亚里士多德将“诚实（aletheia）”确定为基本美德。而当今信息

传递的现状却是，“假新闻”“伪新闻”和“虚假信息”成为新闻传

播活动中难以消除的顽疾。2016年，牛津字典将“后真相”列为年度

词汇，表明信息传播中真实、诚实问题的严峻性。社交媒体平台一般

是基于用户生成内容（UGC）模式建立起来的，缺少传统媒体中的信

息把关人，每一位用户都可以生产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