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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物技术伦理原则

1.从实践出发

在一个价值观多元的社会，从一种观念或一种理论出发推演出原则是困难的。面对生物技术利弊交织的特点，建构现代生物技术伦理原则应从实践出发。

首先，满足实践的需要，解决实践中应用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难题，是现代伦理学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建构伦理原则的正确思路。现代生物技术利弊交织，一方面它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前沿，推动着现代科技的进步，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类的健康、福利存在着巨大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它已经深入到改造生命甚至创造生命的阶段，对人类的尊严、健康和福利存在着极大危害的潜在可能，让人感到恐惧。生物技术要为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服务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这是科学技术本身的目的，显然它也是生物伦理学的道德目的。科学目的和道德目的的一致性，说明伦理道德要求是生物技术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生物技术自身解决其存在问题的内在机制。在生物技术伦理体系中，“过”和“不及”的伦理道德要求都不利于它的健康发展。源于基督教教义的伦理原则，对几乎所有的技术革命在最初时都持强烈反对的立场，虽有警世作用，但“求全责备”，若以此为准则阻碍生物技术的发展。从康德道义伦理学推演出的伦理原则，是进行伦理辩护的主要理论依据。但观念先行，带有比较明显的说教痕迹，也常常与解决问题的现实发生矛盾。从上述情况看来，只有从实践出发去建构伦理原则才是正确的思路。

其次，建构生物技术伦理原则必须权衡利弊因而必须从实践出发。生物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但利弊状况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观念或文化的变化而有不同的取舍，同一项生物，在某一阶段，由于风险太大，弊大于利，应该禁止，在另一阶段，利益凸现，利大于弊，则又可以进行研究和开发。适应这种动态的发展状况，适应这种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利弊交织的情况，必须从实践出发，既要仔细分析现实的潜在的利益，又要仔细地分析现实的潜在的危害和风险，通过权衡确定界限和基本的伦理要求。权衡时一切道德目的服从于造福人类、不伤害人类的最高目的，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尊严命令服从至善命令。任何只依据一种观念或理论推演出来的原则都不能适应这一要求，只有从实践出发才是最合理的思路。

2.从“尊严”核心到“不伤害”核心

许多学者认为，人类尊严原则高于一切其他原则，它表达了对其他方面的基本优先性；克隆人的研究与试验触犯了人类尊严，这是最强有力的禁令。尊严禁令依据的是康德道义伦理学，康德认为：超越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以替代者，这就是人的尊严。人因享有尊严，在任何时候都是目的而不是工具。但它存在着悖论或缺陷。例如，姚大志分析了进化论伦理学与道义伦理学后得出结论：站在道义伦理学的立场上克隆人得到了有力的辩护，需求者以道义论为道德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其他伦理学无法加以反驳。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是辩证的，许多学者都持这一观点，肖峰认为：“人在科学技术面前，也必须以双重的身份去对待它：人既是主人，是目的，科学技术是为他服务的，是帮助人实现目的的手段。同时，人也有受科学技术支配的一面，他要尊重工具系统的性能，服从它对自己提出的操作要求。”值得注意的是江泽民从促进我国科技健康发展的角度，提出核心问题是服务于人类而不伤害人类自身，并没有把人类尊严作为核心原则。他说：“21世纪科技伦理问题越来越突出，核心的问题是，科技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

阿多诺主张从道德的“至善”到道德的“底限”。甘绍平认为：不伤害作为应用伦理学规范体系最核心的价值原则，可以使其他的基本范畴的价值诉求与取向得到展示，而且使当代应用论理学的整体精神得到体现。韩跃红也赞同这一观点。如果把“不伤害”界定为不伤害人类健康、人类尊严、人类福利及个人隐私权，从实践的要求出发，我认为以“不伤害”作为核心原则是合理的。

首先，科技自身的目的和科技道德的目的都是造福于人类而不伤害人类，“不伤害”是科学与道德对行为主体共同的最低要求，超越这一要求，两者都不能接受，因此“不伤害”是底线，它可以成为准入和不准入的界限和门槛，通过权衡利弊，界定“不伤害”的“度”，就可以确定准入与不准入的界限。例如，人类胚胎体外培养以14天为“度”，超过14天则伤害了人类尊严。而有了这个“度”，伦理规范和法律规范就有了交接点，“度”是伦理道德的最低要求，是进行法律规范的起点。

其次，它适用于生物技术研究各个领域。作为伦理底线的核心原则具有普适性，而其他诸如“有利”、“尊严”等原则都不具备普适性。比如，伯格教授当年发现DNA重组存在潜在的危害，提出“约束自我，有害即止”的伦理规范，依据的并不是尊严原则，而是不伤害原则；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同样不是根据尊严原则而是根据不伤害原则提出来的。

再次，以它为起点可以导出原则体系。既然所有的研究都必须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