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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圣之路:远行与归家

这是一双劳动的手。

见到过很多钢琴家的手，大都纤细、修长，舒展给人，看着都漂亮：那意味着很好的修养和保养，借此可以在黑白琴键上自由飞走，轻拨慢响。凭着这样的手，不用弹，似乎肖邦、舒曼的水准就在那里。还有像俄罗斯或者德国钢琴家，手很阔大厚实，哪里都能罩得住、够得着，钢琴在他们面前显得矮小，他们的大手仿佛能从琴键中提取出力量，然后再重重地扔回钢琴。这样的手，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贝多芬奏鸣曲都不在话下。

旅法钢琴家朱晓玫却有一双劳动的手，而且比起其他钢琴家来说过于小了，在优雅或力量的手型面前很不起眼。和她年龄相仿的人自然知道这双手饱经的苦难：编筐、剪枝、除草、收麦，也许还做过更多更苦的活计。就是这样，也还要在工余时间偷偷去弹钢琴。小指短是天生的，没有办法补救，演奏钢琴其实很吃亏，看着它吃力地去够远端的琴键都让人着急。单调的重复，坚忍不懈的努力，几十年如一日。时间久了，手指的各个关节难免会出问题，甚至肿胀变形。记得刘诗昆回忆说，曾经练琴弹得指尖出血，而老年的傅聪曾因腱鞘炎几乎无法演奏。六十岁以后，生理机能慢慢退化是钢琴家无法回避的。

带着这双受难的手，朱晓玫却和心灵上路了。1966年初夏到1967年，在那无常的日子里，得到一册巴赫的曲谱，犹如有人递给你一提灯盏，指了一条需要耗散生命的朝圣之路。

朱晓玫的命运和未来与那个特殊的年代分不开。

那一年，十七岁的她正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高一，目睹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把个人内心深处的全部丑陋调动出来的年代，一个肉体被殴、灵魂被污，甚至是肉体互殴、灵魂互残的年代，一个尊严尽失的年代。那时我十三岁，在中央音乐学院附小读六年级。因为“”，附小、附中和大学的学生都集中在鲍家街43号，我也算是和朱晓玫同在一个时间和空间，也许彼此未曾谋面，也许见过面却也并不相识。课已经停了，因为不是“红五类”出身，当不了，我也就糊里糊涂地跟着高年级的学生贴标语、印小报、撒传单。听院部的高年级同学说起过顾圣婴，在院子里见过刘诗昆、殷承宗、鲍蕙荞。中国钢琴界的精英们，在风暴袭来之时面临着无法回避的选择。在和殷承宗促膝长谈了一天之后，顾圣婴带着私密的温暖回到上海，却最终由于小环境的险恶以自尽抗暴。小几岁的殷承宗满怀热情与冲动探索着全新的钢琴演奏之路……更有甚者，那个曾经在傅雷家里像干儿子一样进出的青年人，此时却放下钢琴，带着一干人马闯入傅宅，劈头就给了傅雷先生一记耳光。而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并不知情的傅聪还在始终如一地坚守着钢琴。

2014年深秋，在北京音乐厅演出的那天，朱晓玫再一次提到五十年前的1964年（那年她读初二），她在这里听过顾圣婴演奏的肖邦。和在上交音乐厅一样，她再次为不能再登台演奏的前辈们加演，向他们致敬。回想当初，在危如累卵的年代，中国钢琴之声虽然细若游丝却并未间断。1967年初的寒冬，中国钢琴家们冥冥中完成了一个艺术生命的交接和传递，在掩杀过来的长长的黑暗中，当同学们向昔日师长的头上挂牌子、倒糨糊、扔臭鸡蛋时，朱晓玫却四处找钢琴弹。那份到手的巴赫琴谱，那颗悄悄埋下的种子，在历史的岔路口已经被催生。

十年噩梦过后，那一代人的理想早已碎成粉末，没有荒废学业的幸运者出走他乡异国的乐团拉拉琴、糊糊口，算是一份还算体面安逸的生活。光阴荏苒，从美国转道巴黎的朱晓玫已然落定多年。1999年8月14日，刚满十七岁的郎朗在美国芝加哥拉维尼亚音乐节上顶替安德烈?瓦茨一举成功。年轻一代刚刚露出尖角的时候，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朱晓玫已经年过不惑。作为成熟的钢琴家，这样的年龄应当风华正茂，而朱晓玫却才“破土重生”。在听了诸多《哥德堡变奏曲》的版本之后，她最终下决心录制了属于自己的那一张。在朝圣的路上，大德高僧的心得固然满满，但毕竟不是自己的心声。她需要自己的“心经”来表达虔敬，也作为一起磕磕绊绊走过艰辛岁月一代人残梦的见证。朱晓玫的《哥德堡变奏曲》由HarmoniaMundi唱片公司发行。欧洲好评如潮之外，美国巴洛克音乐评论家布拉德利?雷曼（BradleyLehman）更是将这张唱片和古尔德1959年的演奏录音称为“并峙的双峰”。

无论如何评价这个“双峰论”，至少我赞同雷曼的一个说法：“朱女士在琴上的触键是如此自然，这也是我格外喜欢她声音的又一个理由。她的钢琴演奏，就是让钢琴成为钢琴本身，而不是去模仿其他乐器。”这里我理解为两个意思：一是发自内心的纯然本色，不矫情，不雕琢；一是没有类似大键琴的装饰音，让钢琴发挥自身的声音特点，这也许就是朱晓玫所秉持的。雷曼还指出，有些俄罗斯学派的钢琴家会去制造一些音色，而朱晓玫则不为所动。“她的触键均匀一致，造成音乐的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