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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司法解释

最高院司法解释

蔡虹

本人一直以为，什么是司法解释是不需要解释的。然而，最近偶然接触

到一个案子，却突然发现司法解释不仅需要解释，而且需要好好解释。

案子是这样的:某基层法院在一“未来的原告”的带领下来到“未来的被

告”———一家外资公司，并且应“原告”的申请和要求调取了“被告”的

账本等证据。“被告”的法律顾问深为不解:没接到起诉状副本，法院怎

么就开始取证了?回答是:本法院采取的是诉前证据保全措施。法律顾问

仍然不解:民事诉讼法或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法院可采取诉前证据

保全啊，你们的依据是什么呢?回答: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法院立

案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律顾问不知是自己错了还是别人错了，倒是似

懂非懂的当事人挺“理解”法官: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就是司法解释，司

法解释就是法律，下级法院当然要执行。

“座谈会纪要”是司法解释吗?可以作为法院办案的依据吗?法官不容置

疑地说“当然，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看来，对司法解释进行界定还是

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当我听到掌握当事人命运的法官这么认为的时候。

周道鸾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解释全集》的序言中指出:“所谓司

法解释，是指我国最高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在实施法律的过

程中，对如何具体运用法律问题作出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据

此，司法解释应当具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司法解释是包括最高法院

在内的最高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为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和

审判实践的需要，依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对现行的成文法所作的解释。

第二，司法解释是“解释”而不是立法。根据我国宪法规定，立法权由法

定的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是纯粹的创制法律;而法院是司法机关，行使

的是审判权，其职权决定了它只能解释法律，而不可以创制法律。解释

法律应当有对象，也即有被解释的法律规范存在，应以法律规范为基础，

对其加以理解和说明。第三，司法解释一经公布，即具有普遍的司法效

力，对本案当事人及其与案件有关的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大概就是从

这个意义上讲司法解释就是法律。

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规范司法解释工作，最高法院曾于1997年6

月发布了《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了最高法院欲作

司法解释须经本院各业务庭、室立项;分管副院长审批;有关庭、室起草;

分管副院长审核;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并予以发布等几个程序，并且在

形式上分为“解释”、“规定”、“批复”三种。这是建国几十年来我国最高

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第一个程序性规定。本人建议有关的法官和当

事人好好学学这个规定，它从程序的角度告诉我们，什么是司法解释，

什么不是司法解释。

本人认真查阅了最高法院《关于全国法院立案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

简称“座谈会纪要”)，在该文件的第三部分，谈到对今后工作的几项意

见时，其中一项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进行诉前财产保全、诉前

证据保全”。某基层法院正是据此采取诉前证据保全措施的。平心而论，

从认真总结全国法院立案工作经验，深化法院改革、进一步开拓法院立

案工作新局面的角度来看，“座谈会纪要”是一个不错的文件，但是，它

毕竟不是司法解释，不能作为法院办理民事、经济案件的依据。“座谈

会纪要”从内容到形式都不符合司法解释的特征。从内容上看，“座谈会

纪要”是一个典型的、纯粹的会议纪要，它记录了会议概况、主要内容，

分析了当前形势，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法院立案工作的总体目标和基本

要求，而没有对如何具体适用法律问题作出解释，从头至尾，看不到被

解释的对象;从形式上看，“座谈会纪要”没有经过立项、审核、起草、

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发布等程序，也不属于《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

干规定》第9条确定的“解释”、“规定”、“批复”三种形式中的任何一种。

因此，“座谈会纪要”根本不是司法解释。

法官将不是司法解释的最高法院的文件当成司法解释来适用，这也许在

一些法官看来是很正常的，而且他们也“一直是这么做的”，但正因为如

此，本人认为这是很糟糕的。首先，最高法院作司法解释是司法机关对

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律的解释，涉及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关系，因此必

须要有依据、有授权，这一依据与授权来自于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

来自于全国人大常委会，[1]没有这样的依据和授权，最高法院便无权

作出司法解释。“座谈会纪要”显然没有获得这样的授权，它只是最高法

院众多文件中的一个;其次，司法解释具有“普遍的司法效力”，可以作

为法院办理民事、经济案件的依据，而最高法院的其他文件则不具有这

样的效力。如果下级法院将最高法院所有的文件或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