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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何首推马克思

20世纪末的1999年，先是由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教授们发起，就谁是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的“千年第一学人（亦有译为“千年第一思想家，或“千年第一伟人”的）这一命题进行了校内的征询、推选。投票结果是马克位居第一，而似乎早已被习惯公认第一的爱因斯坦却屈居第二。随后，英国BBC广播公司，又以同一命题，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征询投票一个月。一个月下来，汇集全球投票的结果，仍然是马克思第一，爱因斯坦第二。从互联网的分布和覆盖密度的实际情况来看，应该说，这次BBC网上投票结果，主要是反映了西方知识界、思想界精英层的评价和判断。但是，这个让我们很多“东方人匪夷所思”的事实和消息却正印合了我近十多年来观察、思考的种种内心所得，内心所悟。

1986-1987年，我以《科技导报》副主编身份常驻美国波士顿。这里是美国哈佛、MIT等诸多著名学府的聚集地。其间，这些一流大学不时有各种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会的活动公告。当时我就有一种内心的震动一一马克思在西方，特别是在学界、思想界，不仅未因其曾向西方社会宣布”可怖的“幽灵”而被拒而远之”，相反，他始终被尊为一位大思想家。他的著作、他的思想一直被关注，被研读，被研讨。可以说，西方学界、思想界对人类思想、人类文明的那种无偏见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给我以震动。由此,我开始思索西方思想界何以如此看重、如此敬重马克思的深层缘由。

如何认识当今世界，把握当今的天下大势”？

马克思一生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一生追求人类的理想社会目标，并留下了鸿篇巨制。他的理想社会的实质性目标，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条：（1）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物质的极大丰富；（2）社会每一个成员，在其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机会公平、公正；（3）社会每一个成员个性自由全面发展基础上的全人类的解放。至于如何最终衡量、检验或标识这些目标是否实现了，马克思也提出三条检验标准，这就是：（1）是否消灭了城乡差别；（2）是否消灭了工农差别；（3）是否消灭了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的差别。马克思还以自己学说的科学性为依据充满信心地预言，构成上述理想的社会主义因素，将首先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大量涌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环顾世界，放眼全球时，不禁要对马克思当年关于理想目标描述的实质性、概括性，以及他预言的科学性、准确性而惊叹不已。因为，任何一个领略了马克思的理想实质内涵的人，任何一个尊重客观事实，又遵循科学理性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发现，这些发达国家、社会，在它们各自的主流方面，确实是大大趋向、接近了马克思理想目标。一百多年后，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确实普遍在这些最发达的国家、地区的社会中大量涌现了。在这里，马克思的伟大，完全不是靠信念、信仰，更不是靠空洞的教条说教来征服人的，而是靠历史演化、客观事实，靠经过检验的科学性让人信服、敬佩的。我想，这是不是也是人类社会在20世纪近百年的种种大实践、大对比之后，在20世纪末几乎全球一致，毅然重新选择市场经济作为国家、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模式的根本性缘由之一呢？

发达国家、社会何以会趋向、接近了马克思的目标呢？

这个问题还需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致命病根的剖析、判断和“治病”对策说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庄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致命病根在于它的生产不断社会化，而资本却不断地高度私人垄断化。正是对这个“病人膏育诊断的据实性、深刻性和科学性，使得身处这种现实险境中的西方经济学界、社会学界不得不严肃地看待马克思的这个“警世忠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入木三分的判断，震撼了一切有科学理性的人们的良知和心灵。

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和根本病害，不仅有诊断，也有针对性的治世方剂。高额累进所得税制、”高额累进遗产税制”和“社会失业保障制,正是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致命病根提出的一剂内科疗法”的药方。当然马克思也提出过“外科手术的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一次性了断的设想。其实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就像其他一切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一样，马克思作为一个社会学、经济学界的科学家、思想家，就他面对的课题，提出种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方略，是很自然的。

到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爆发了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马克思关于幽灵的警告和预言，关于生产高度社会化，而资本高度私人垄断化的总病根的诊断，一下子变成了笼罩西方社会的现实。在一片惊恐绝望中，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和主张，被罗斯福总统采纳。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罗斯福新政中影响最深、最远、最有根本效应的干预对策，就是把马克思的高额累进所得税制、高额累进遗产税制”和“社会失业保障制”通过立法程序，变成了可操作、可执行、可运行的法律法规。无怪乎，罗斯福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