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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媒体受众媒介素养论文

一、当下ZG信息传播环境的现状

社会化媒体的快速进展刺激传统媒体记者开始全媒体化，受

众兼具信宿和信源的双重身份。传统的人际交往模式呈现出从现

实空间向虚拟空间转移的趋势，人们逐渐习惯运用各类社会化媒

体来整合自己的人际资源，各类信息依托半封闭半开放的社会化

媒体传播环境得以快速蔓延。现在，人们对社会化媒体的依赖性

使我们生存的世界正在重新部落化，传统的信息生产模式现已发

生巨变，技术语境的变迁给予社会化媒体受众更多的信息权力，

他们既可自行生产信息，成为信息生产的前端;也可转引他人信

息，成为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一环。面对互联XX中的海量信息，

社会化媒体的受众解读信息的能力与其是否能够接近事实真相

紧密相关。因此，培养社会化媒体的媒介素养有利于受众推断力

和消费信息能力的提升，从而降低盲目行为带来的社会风险。

二、社会化媒体传播中的信息风险

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和劳动分工的时代背景下，人际交

往的方式逐渐虚拟化，面对面的亲热交往行为被社会化媒体中的

即时互动取代，人们对社会化媒体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在传统

媒体时代，广播、电视和报纸作为受众了解风险信息的主要媒介，

具有“喉舌”和“过滤”功能，它们通过过滤风险信息的方式来

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在社会化媒体时代，媒体的把关功能逐

渐弱化，社会化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释放了更多的话语空间，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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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开始成为自己的信息把关人。Lindsy认为，各类风险事件验

证了社会化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作用，如发出预警、接收与求助

救援、恢复工作以及监测事态进展和实时信息。社会化媒体为人

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蕴含着各种信息风险，笔者认为“信息风险”

是指在信息流动过程中，由于信息内容的失真、损耗或迟滞等原

因从而导致谣言的生成和扩散，最终影响受众的信息决策，引起

社会恐慌情绪的蔓延。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风险大体可分为三个

类别。第一类是西方媒体传播的信息风险。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

希贝克在《世界风险社会》中曾指出:风险社会制度是一种新秩

序的功能，它不是一国的，而是全球性的。社会化媒体信息流动

的特点模糊了国际风险和国内风险之间的界限。一些国际风险信

息在社会化媒体的助力下得以在ZG境内传播，如“美国校园枪

击案”“波士顿爆炸事件”“马航MH370失联”等都曾在我国的

社会化媒体中引起热议。此外，信息传播空间的改变使信息传播

的过程和结果更难操纵。西方媒体能跨过政府的信息宏观调控，

通过社会化媒体平台直接向ZG受众传播信息，既可以传播西方

社会的思想文化又可以表达其对ZG社会的态度和看法。我国传

统媒体的“喉舌”功能使受众对境外媒体的报道更加好奇，因此

受众并不排斥外媒的社会化媒体信息。如新浪微博中的“@美联

社”有13万粉丝，尽管粉丝数量远远低于我国传统媒体的社会

化媒体平台，但从评论和分享的情况来看，其信息具有广泛市场。

基于西方GJ和我国在社会体制和价值观上的固有差异，外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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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媒体信息中不可幸免地夹杂着西方意识形态，在长期的传

播过程中可能会削弱我国受众对自己GJ和民族的文化认同，进

而危害GJ安全。第二类是盲目相信社会化媒体中的熟人信息所

带来的信息风险。社会化媒体使朋友之间的现实人际关系开始向

XX络空间转移，通过微信、微博、人人XX和QQ空间的高互

动性不断加强虚拟和真实空间中的社会联系。信源的确定性使受

众盲目地相信信息内容，在不确定信息真假的情况下将信息传播

至下一个圈层，不确定性消息在熟人社会的快速传播容易演变成

谣言且不容易被操纵。谣言的传播容易引起社会的恐慌情绪，不

利于社会的稳定进展。第三类是社会化媒体新闻客户端报道议程

设置中的信息风险。目前，我国的社会化媒体新闻客户端多以新

闻整合的姿态出现，信息更新速度虽然远远高于传统媒体，但准

确度不高。在传播社会风险事件的过程中常因追求公布速度使失

真信息广泛传播。如在“MH370失联事件”中，腾讯新闻客户

端通过整合各种来源的新闻信息直播事件的最新进展。未经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