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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儒家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现代价值

一、中国古代儒家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德治与法治均是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行

为的重要手段，孔子认为道德能起到政治、法律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所以以道德引导人民乃是治理国家社会的最佳方法，孔子说：道之“

以政，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说的意思就是以政治手段引导民众，

以法律来整治、约束民众，虽可使民众暂时免于犯罪，但是无法使他

们树立以犯罪为耻的羞耻心。由于缺乏羞耻心，如果发生变化，依然

有可能重新犯罪。但是用道德引导人民，用礼来规范人民，人民就会

树立以犯罪为耻的羞耻心，从而自觉地端正行为，服从统治者，在孔

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是治标的方法，而道之以德，齐之以“

礼”才是治本的方法。孔子这些议论含有这样的意义，也就是说只有

通过道德教育、道德修养，人们才能将社会准则和规范转化为内心的

情感、信念、品格、习性，产生完善自身、提高自身境界的道德理想。

这样人们遵守社会准则和规范，就不再屈从压力或盲目顺从。然而孔

子又说：“以政以德，臂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孔子认为，对

于统治者来讲，德治是治国理政的最好方式。然而孔子并非不要刑法，

并不认为道德规范是唯一的行为规范。孔子也说：刑“罚不中，则民无

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可见，在他心目中，法律也是重要手段

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孔子也曾说过宽猛相济“”的说法，说：政“宽

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残则施之以宽。孔子认为宽猛两手不能用一

个，两者互相补充，政才能和。所以孔子认为猛“”的一手也不能缺少。

但是孔子认为。德治乃是更有效的治本的方法。古代另一位思想家荀

子的思想和孔子有所区别。荀子受到一些法治思想的影响，因此，他

常将法与礼并列，认为这两者皆是治之“经”（《荀子成相》·）。他说：

“由土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荀子富·

国》）“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

（《荀子王制》·）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

（《荀子富国》·）对于治理众庶百姓“”特别是奸民“”而言，法与刑是必

不可少的。但是，他又认为，“隆礼”和“重法”两者最终取得的成效是

有高下之别的，这便是所谓“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认

为德治优与法治，道德感化的力量比暴力和其他力量更大。总之，重

德治乃是古代儒家共同主张。对于道德和道德教化的社会功能，古代

儒家发表过一些深刻的见解，在现代仍有很大的价值。

二、中国古代儒家德治与法治的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所指的法治是中国古代以法家为代表的重法派主张“以

法治国”（《管子明法》·），因而重刑法的治国之道与现代有区别，但是

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对现代也有价值。德治和法治均是调节社

会关系的方法，都有规范“”和引导“”的功能，但二者又有着明显的区

别。一般地说，法是通过规范“”来引导“”的，而德是通过“引导”来规“

范”的；法诉诸惩戒，往往只能除恶“”于己然，德则诉诸良心，可以防

“恶”于未然；法遵循实然性原则，主要是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德则

遵循应然性原则，还可以引导社会走向理想。德治与法治的作用是无

法替代的，双方在调节社会关系的过程中都具有各自的功能，但在调

节的效果上又各自存在一定不足，需要互相弥补，相辅相成。法以其

权威性和强制性成为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公正的主要工具，法治是治

理国家的一个直接有效的手段，但这种手段也有欠缺之处。首先，从

社会成本的角度来看，运用法律手段来调节社会关系，由于其程序的

复杂性和固定性，比之道德往往需要较高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在内的

社会成本，包括道德教化来引导公民。如果一个社会时时处处都要靠

法律来维持秩序，那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将不复存在。其次，法律主要

通过“禁止”和事后的惩罚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法律总是具有滞后性，

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尤其如此，这就会在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出现法

律空当，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德治就更为不可缺少了。此外，法治的

作用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