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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状况如何？
2014年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在总则部分规定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可谓是开世界行政诉讼领域的先河。该制度实施以来，全国法院在办理应诉通知手续、裁判文书的相关表述、负责人不出庭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处理方式不一；被诉行政机关在从事诉讼活动、说明不能出庭的情况、委派相关工作人员等方面也情况各异。
一、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统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已公布的2016年各省高院的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一些高级法院明确公布了本辖区行政机关负责人的出庭应诉率。未明确公布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的高级法院，则采用了罗列直观统计数据的形式：如北京市高院“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全市16个区都有政府负责人到市第四中级法院出庭应诉”。河北省高院“积极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全年出庭2024人，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渐成常态。”江西省高院“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857件，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山东省高院“推动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2344（次），同比上升43%，应诉人次和增幅均位居全国法院前列”。上海市高院“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全年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1097人次，同比上升44.5%”。
四川省高院“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同比上升15.3个百分点”。除上述省市高级人民法院之外，还有山西省高院、黑龙江省高院、浙江省高院等，虽然并未以数据的形式直接说明，但在2016年度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行政审判工作”一节强调了继续做好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相关工作。
二、人民法院通知被诉行政机关委派负责人应诉的形式
确定了开庭时间后，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会制作《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通知书》与传票一同及时发送给被诉行政机关，通知其委派负责人到庭参加诉讼的相关事宜。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通知书》的标准制式载于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30日颁布的《行政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一书中，明确规定其是法律文书的一种，行政机关不能委派负责人出庭应诉时，往往会当庭提交相关的情况说明原因。
三、出庭应诉的情形
在2014年《行政诉讼法》起草过程中有意见认为，考虑到国务院曾经要求行政机关负责人面对重大案件时主动出庭应诉，因此有必要在《行政诉讼法》中对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必须出庭应诉的情形加以明确，如“涉群体利益案件、重大敏感、社会关注度广泛的案件”等。然而现行法律框架下并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案件类型属于上述规定中“重大案件”的情形，作此规定实属多此一举，反而削弱了制度的强度。
对于这一问题，《行诉解释》给出了具体规定，其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案件以及人民法院书面建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案件，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也就是说，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案件或者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案件，行政机关应当委派负责人出庭应诉。这样一来，就将具体案件中决定行政机关是否应当委派负责人参加庭审的权力交给了审理该案的人民法院。此外，《行诉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四款还规定了行政机关不履行负责人出庭义务时的法律后果，“行政机关拒绝说明理由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人民法院可以向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即从司法手段上采取文书中写明、发送司法建议等形式，从行政手段上采取建议任免机关、监察机关或者上一级行政机关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的形式，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以强制力的形式为该制度提供了保障。
四、制度实施中的主要问题
2014年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的实施，激发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行政机关出庭应诉的案件数量与占比也不断攀升，在司法实践中密切了政府和群众的关系、实质性化解了行政纠纷、提高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这一制度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并没有达到制度设立初期预想的效果，在进一步创新制度机制、推进和加强制度效果上仍然有很大的空间。
一是行政机关负责人整体出庭率仍然较低，总体比例不高。2014年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案件数的总量不断攀升固然是事实，但是考虑到立案登记制改革后行政案件大幅增加这一基础因素，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总体比例仍然偏低。
二是推广效果不均衡，区域发展差异大。从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统计数据看，不同地区在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义务上存在很大差异。以2016年江苏省和贵州省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为例，前者高达83.14%，而后者仅为33%从总体上看，统计数据呈现出东部远高于西部的特点，差异相当大。
其中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归结为案件数量的多少，根据司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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