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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陈方案”与“国庆十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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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陈方案”

北平在1949年年初和平解放之后，当年5月就成立了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叶剑英是主任委员，梁思成是这一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由梁思成领衔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设计力量，筹备规划设计新的国家行政中心建筑。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首都北京确定中央和政务院新的行政中心，是迫在眉睫的事。

梁思成找來了一位合作者，这个人叫陈占祥，曾在英国学习过建筑规划学。1950年，他们拿出了一个方案，被称为“梁陈方案”。

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在长安街西延长线的北侧，也就是月坛和公主坟之间的区域，建立新的国家行政中心区。

在这个方案中，他们的基本观点是：要保护好北京皇城南北中轴线上的老城区，在外城寻找新区来建设国家行政中心。他们认为，北京是历代封建王朝精心建设的壮美都市，布局系统、完整，在世界上都是罕有匹敌的城市建设杰作;旧城区人口密度很大，如果将新的国家行政中心建在旧城区，不仅会破坏古都风貌，城内也没有大面积的空地，拆迁工作量巨大。

在“梁陈方案”的构想中，不仅整体保留了北京内外旧城，同时要保留城墙，将城墙的部分段落建成可以跑汽车的道路，辅助城内交通，将旧城墙建成环绕北京的空中花园。在1950年，北京的旧城墙已经所剩无几了，民国年间修建马路和铁路拆掉了不少。新中国成立后修建道路，又拆掉了一些城墙。保护旧城和城墙，在梁思成看来也非常要紧。

“梁陈方案”的根本出发点，一是对古都北京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二是满足建设国家新行政中心的迫切需要。

“梁陈方案”采用了和北京皇城中轴线平行的另一条南北中轴线，在这条中轴线两侧来安排设计国家行政中心的功能区建筑，这条新的南北中轴线，距离北京皇城的中轴线5公里。国家政务院位于规划的中心位置，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办公楼在南侧对称而建，其余部委办公楼围绕着政务院的主建筑，在东、西、南、北分别排列，显示了集群建筑的宏伟气势和聚集效应。

另外两位建筑规划学家朱兆雪和赵冬日则提出了和“梁陈方案”不同的思路。这两位建筑学家，一个留学比利时，另一个留学日本，都是当时杰出的建筑规划学家。他们提出来一个要害问题，就是经济问题：绕开旧城区里完全可以利用的空间，在城外新建一个规模庞大的国家行政中心区，费用不菲，对百废待兴的新国家来说，财力是吃紧的。

朱、赵拿出的规划方案，是将新国家行政中心保留和镶嵌在旧城之内，主要安排在天安门南侧的东西两边。“朱赵方案”中强调了东、西长安街轴线，在长安街南面，安排了很多中央部委建筑。同时，“朱赵方案”中形成了一条新的南北中轴线，北面对着中南海——新的中央领导人办公的区域，南面对着先农坛。可以看出来，“朱赵方案”将国家行政中心向天安门西侧移动了，这样会影响北京南北中轴线的重心。

“朱赵方案”得到了苏联专家的支持，苏联专家认为还是应该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区，来安排国家行政中心比较好。只要把中央和国家的核心机关，如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办公区规划好了，其他的机构办公地点相对就好处理了。

由于国家行政中心选址的分歧，1952年之前都没有确定最终的城市规划。

1953年，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提出了甲乙两个方案，这两个方案都将新国家行政中心放在了旧城区，实际上是采用了“朱赵方案”和苏联专家的意见，“梁陈方案”未被采纳。

建筑从来都是需要与可能的有机结合。当时，中央领导人认为，另建新城区，势必不能以天安门广场为政治中心、以南北中轴线和东西长安街为十字坐标，国家行政中心西移不能体现出天安门广场作为政治中心的理念。以天安门为原点和中心，确立国家政治中心，是对北京作为古都的深刻理解，天安门广场作为北京的中心广场也就顺理成章。这与北京三千年都邑的历史有着密切的继承关系。按照“梁陈方案”另建国家行政中心区，有利于北京在新空间中发展。但尊重北京形成的历史文化的主轴——南北中轴线，也非常重要。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财力紧张，不能支持大规模建设新行政中心。综合以上多种原因，国家行政中心区最终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点，在四面进行规划和建设。

“国庆十大建筑”

常言道，十全十美，“十”这个数字在中国文化里就是大满贯、圆满和最高等级的指代。1958年，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决定，在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首都北京要建成一批重要建筑，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后来，这些建筑被称为“国庆十大建筑”。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195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来临的时候，国庆十大建筑工程如期完成。而在1959年2月的一份报告中显示，所有被列入国庆工程的加起来一共有16个，还有几项其他重点工程，如国家大剧院、西单商场、电影宫和科技宫等，因建设进度、财力等原因，没能在这一时间段完成。

建成的这“国庆十大建筑”分别是：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