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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资本对中学生自我教育期望的影响及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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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芮

摘要：

本文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年）数据，分别探讨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对中学生自我教育期望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学生自我教育期望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作用强度有所差异;家庭资本对学生自我教育期望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除家庭经济资本对女生自我教育期望的影响高于男生、身体化文化资本只对女生的自我教育期望有显著影响外，其它形式的家庭资本对男生自我教育期望的影响均高于女生。

关键词：

家庭资本;自我教育期望;性别;教育公平

：F24

：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13.041

1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寒门难再出贵子”的言论甚嚣尘上，很多观点认为由于教育资源、教育理念、招生制度等原因，农村学生很难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成为社会公平研究的主要领域，国内外许多学者研究了家庭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资本对子女的学校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结果大多显示家庭资本越高的学生获得学校教育机会更多且更优质。早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威斯康星学派认为，教育期望和其他社会心理变量是家庭出身影响一个人教育获得和职业获得的主要因素，教育期望的差异集中体现了处于不同结构位置的父母对子女未来发展的早期影响。后续一系列研究表明，个体的自我教育期望与教育成就和教育获得呈高度正相关。在这个基础上，教育期望为理解教育获得过程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理解社会不平等、社会分层和流动。

总的来看，在社会公平领域关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教育影响的研究主要呈现三个趋势：第一，这些研究主要从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出发，探讨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教育获得机会是否平等，进而探讨教育公平问题，这些研究注意到了客观的社会结构对教育结果的影响。第二，有丰富的研究强调内在的主观感知对教育成就的影响，但缺乏对背后作用机制的探讨。第三，有少数研究分别探讨了家庭的经济状况、社会资源、政治地位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没有理论做支持。

综上，已有研究还存在三点不足：首先，强调客观的家庭社会经济因素对教育获得结果的影响，但忽视其中过程性的作用因素。其次，注意到教育期望的影响，但对其作用的内在机制缺乏深入的探讨。最后，已有理论缺乏理论框架的支撑。本文将试图探究不同的家庭资本对于中学生自我教育期望影响的问题，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性别中是否存在差异，进而扩展和补充关于家庭资本对教育期望的影响的研究，同时为家庭教育提供一定的借鉴。

2调查数据与变量

2.1使用数据及样本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年）基线调查数据，该调查以初中一年级（7年级）和初中三年级（9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起点，以学校为调查基础。调查采用多阶段的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抽样方法。最终该调查涉及了28个县级单位（县、区、市）、112所学校、438个班级、19487个学生样本。该调查的问卷内容主要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等，调查内容能够回应本研究所涉及的问题。

2.2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个人自我教育期望，在本文中将其设定为学历期望以反映个体长期发展情况。在CEPS问卷中设置了“希望自己读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以测定青少年对个人未来发展的期望。去掉“无所谓”的应答之后，将教育程度重新编码为教育年限：“现在就不要念了”=6、“初中毕業”=9、“中专/技校”=10、“职业高中”=11、“普通高中”=12、“大学专科”=15、“大学本科”=16、“研究生”=19、“博士”=23。根据对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中学生的教育期望中，期望年限为16年（读到本科）的比重最高，占总人数的31.69%，其次是19年（读到硕士）16.02%和23年（读到博士）15.91%，三个选项相加占总人数的63.62%。可见中学生自我教育期望总体水平较高。

家庭资本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包括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其中家庭经济资本先使用学生问卷中的“目前你家经济条件如何”进行测量，共“非常困难”到“很富裕”5个选项赋值为1-5，赋值越大，说明家庭经济资本越高。

对家庭社会资本的测量，本文借鉴科尔曼家庭内社会资本和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分类，认为家庭外社会资本以父母的职业地位为测量标准，对父母亲职业按照职业地位进行重新编码赋值：“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领导与工作人员”=7、“企业/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6、“教师、工程师、医生、律师”=5、“技术工人（包括司机）、生产与制造业一般职工、商业与服务业一般职工”=4、“个体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