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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唐太宗心目中的“执行力”

张华强

现代企业管理重视执行力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总认为执行力有欠缺，没

有达到预期目标都是执行力惹的祸，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说执行是与决策相

对应的概念，管理者在决策中居高临下，那不仅是一种封建意识，甚至连封建

统治阶层所曾经具有的管理境界都没有达到。比如在唐代的开拓君主李世民的

心目中，“执行力”就很神圣，他生怕决策不适于执行，终将传统农业社会推向

鼎盛时期。

对执行力常怀敬畏之心

强调执行力一类的书籍受到管理者热捧时，曾被有识之士称之为“奴书”；而

唐玄宗时史臣吴兢编撰的历史文献《贞观政要》也可以称之为“奴书”。只不过

前者试图对被管理者进行“没有任何借口”的奴化；而后者则着意于对管理者进

行匡正，即“志在匡君”。该书对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时期的历史经验作了系

统总结和全面介绍，历史上也受到过热捧。

封建君主的权威至高无上，似乎不愁得不到执行力；唐太宗个人一世英雄，

“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更是如此；为什么他能够虚心纳谏，“从

善如流”？唐太宗的团队不可谓不强：房玄龄善于筹划，一心为国；杜如晦决策

果断，大胆推行；李靖既可以在外带兵打仗做将军，又可以进入朝廷搞管理当

宰相；温彦博报告国家公务详细明了，不会把“经”念歪；戴胄善于处理繁重的

事务，解决难题井井有条。加上政权稳固，掌握了全国的优质资源，号令一出

朝廷，天下闻风而动。在这种令行禁止的良好氛围中，李世民没有颐指气使，

更加倚重敢于直言相谏的魏征。这是因为他深切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自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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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

所以不敢率性而为。

一向刚正不阿的魏征倒是对李世民恭维过一番：“古语云：君，舟也；人，‘

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那意思是说，执行力

有“载舟”、“覆舟”的两面性，你作为皇帝能够感到老百姓的力量可畏，确实很

对。在这里，“圣旨”并非专指皇帝的意见、指令，而是指事情本来的意义和主

旨。在执行力的语境中，如果说“载舟”表示执行力决定决策的贯彻落地，那么“覆

舟”就是执行力对决策的颠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状况的最坏结果。这种对

决策“圣旨”的把握，显然要比现在的一些管理大师们的认识要高明的多。如果

管理者面对执行力“载舟”、“覆舟”的两面性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也是自己的

一厢情愿。

应当承认，管理者对执行力整体上的敬畏与一对一的尊重执行者不是一

回事，保持管理者的权威是必要的。问题在于，要求执行者接受指令时没有任

何借口，在管理者面前唯唯诺诺地回答一个“是”字，那其实是不难做到的；难

能可贵的倒是执行者能够出于公心，敢于表达不同意见。贞观四年，唐太宗在

长安下诏，征发民工士卒修建远在洛阳的乾元殿，以备自己巡狩的时候住一阵

子。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反对，认为这样大兴土木，还不如刚刚被推翻的隋炀帝，

并且提出了五条理由。唐太宗立即召见张玄素，追问他我这样做是否连桀、纣

这样的暴君也不如。张玄素竞点头称是。唐太宗只好收回成命。唐太宗后来对

房玄龄说：“张玄素的意见非常中肯。可贵的是他能够在众‘人之唯唯’的情况下

敢于说不‘’，这应予嘉奖。”

时刻防止决策出现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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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六年的一天，李世民向魏征咨询：在执行出现偏差与决策出现偏差之

间，哪一个危害性更大？魏征认为前者的危害性更大。李世民又问道：“北齐时

的文宣帝昏庸残暴，但是经过担任尚书仆射的大臣杨遵彦的极力匡扶，也能使

北齐的统治得以维持，这又如何解释呢？”魏徵说：“杨遵彦使国家幸免于难，

仅能救亡于一时，谈不上大治。即便如此，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不能与国君

威严圣明的作用相提并论。”其实，这正是李世民所要的答案，也正是他殚精竭

虑所要避免的局面。他努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尽可能避免决策出现失误。

首先是以史为鉴。历史与现实有时候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决策与执行的关

系上同样如此。决策者是不能自以为是的，否则等到自己处处感到执行力不如

意时，处境就相当危险了。李世民有一次谈到隋炀帝时说：“隋炀帝知识渊博，

也知道推崇尧、舜这样的圣君而贬斥桀、纣，然而为什么他做事的时候截然相

反呢？”魏徵回答道：“隋炀帝自恃自己才智超人，听不进他人的意见，不能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