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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日本武士倫理的爭議:以赤穗事件為探討核心
本文以英文稿“ControversiesovertheSamuraiEthicsintheEighteenth-CenturyJapan:CenteredupontheAkōEvent”發表於Rutgers大學與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主辦「東亞儒學:互動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An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EastAsianConfucianisms:InteractionsandInnovations),2009年5月1-2日。
張崑將
〔摘要〕
日本武士道有其深厚的文化傳統,它不僅是形塑日本近世的重要文化,更是近代國家宗教倫理的象徵,更擴及到日本所殖民的東亞區域,傾慕者有之,批判者亦有之。武士道特別講求為主盡忠效死,帶有非理性的宗教色彩,故難免有諸多倫理上的爭議。本文擬從德川學者對發生在1703年的赤穗武士為主君復仇事件所引起的「義」與「不義」之爭論,窺探武士道在日本的多元面貌。當時討論這事件有儒者如古文辭學派的荻生徂徠、太宰春台,朱子學者的室鳩巢、林鳳岡、佐藤直方,以及兵學者的松宮觀山、伊勢貞丈等,幾乎各有立場,提出各自對武士道的「義理」看法,本文擬扣緊他們所涉及到如儒家「士道」與日本「武士道」的倫理性爭議課題,除微觀分析此一復仇事件所呈現的武士道之多元面貌,更擬宏觀從一中日比較視野審視此一事件的特殊性,從而檢討有些著作對「武士道」的誤解。
一、前言:
日本歷史上有三大復仇事件,即鎌倉初期的曾我兄弟為父復仇(1193)、江戶初期的鍵屋之十字巷口(かぎやのつじのけっとう)為亡君之志及兄弟復仇(1634)與赤穗(Akō)四十七武士為亡君復仇等三事件(1703),其中以赤穗事件最大規模也最具爭議。本文擬從發生在1703年的赤穗事件,探討十八世紀諸多學者有關武士倫理的爭議,實涉及到中日儒家不同的見解及日本本土的武士倫理之衝突,由此一窺日本武士倫理存在的多元與分歧之現象。
德川開國一百年後,在1703年發生了史稱的赤穗事件,日本人後來也以「忠臣藏」(chūshinkura)之名傳世之。這個事件發生的原因是在1702年幕府為迎接天皇使者,赤穗藩主淺野長矩(AsanoNaganori)與負責幕府典禮儀式的權勢者吉良義央(KiraYoshinaka),奉將軍命為分館領事(接待天皇使者的職務),但淺野不知迎接之禮節,問吉良而遭其所辱,致發生「白書院血污事件」,亦即赤穗侯淺野以刀擊吉良的官帽,結果中額血流,又再擊之,中背脊,終被旁人強制拉開,未能取吉良性命,這個血污事件發生日期在1702年3月13日。白書院是幕府將軍接待重要使者的地方,如今發生血腥事件,罪名甚為嚴重,事件後幕府命令:其一是對赤穗藩主淺野之處置:「命令你們今天擔任接待天皇的禮儀使者,身為人臣的人,本最應深深戒慎小心,以避免紛爭。但是長矩任意發狠械鬥,濺血跡在神聖的台階上,用他私自的怨恨而無視國家公法,賜死。」參室鳩巢:《義人錄》,收入《近世武家教育思想》(東京:日本國書刊行會,2001年新裝版),頁645。所以隔天也就是3月14日幕府便令淺野切腹自殺。其二對於被追殺者吉良義央的處置是:「無罪,且使他療傷,等痊癒後,又視事如故。」並沒收赤穗藩主在中央的官邸,驅逐將卒200多人,赤穗侯之弟亦坐罪幽囚,藩國也應被除名,隨後派遣兩諸侯前往接收赤穗城。這就是開啟赤穗武士為主君復仇的序幕,由於武士在家老(headchamberlain)大石良雄(ōishiYoshio,1659-1703)的率領下,忍辱偷生了一年多,才在1703年12月14日由堅定意志的忠君武士47人完成復仇義舉,砍下吉良義英的首級,祭拜於先君之墓。事後朝廷命令義士自盡:「已故的赤穗藩主淺野長矩,正當迎接天皇使者的日子,拿短刀刺殺義央於廷上,他所犯的罪,依國法無可饒恕。事後義央被判無罪,擔任職務如故。必須知道,生殺本應出自朝廷的旨意,但長矩的家臣卻稱這個事件是他主人的仇恨,聚眾結黨,擅自殺害朝廷大臣,大逆不道,命令他們自殺。」參室鳩巢:《義人錄》,頁669。這是朝廷從「國法」的層面上稱赤穗武士為「大逆無道」,不過幕府卻在翌年2月令46人以武士之禮切腹,其中一人寺坂信行(1665-1747),因奉良雄命,出使往告先君之弟,歸後義士已服刑,幕府不咎。既是「大逆無道」又禮遇其以「武士之禮」自盡,似有意折衷「大逆無道」與「義士」的評價落差,但也不免暴露出幕藩體制與武家社會的「制度性矛盾」。赤穗事件正反映幕藩體制與武家社會的「制度性的矛盾」之分析,參甘懷真:〈日本近世的「公法」與「君臣之義」—以赤穗事件為例〉,收入高明士主編:《東亞傳統家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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