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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动物类中药材可持续利用的法律规制困境及对策

摘要：随着人们对动物类中药材需求的提升，动物类中药材遭到无序开发和利用，使得部分野生动物处于濒危甚至濒临灭绝状态。为了避免中医陷入无动物类中药材可用的尴尬境地，除了需要开展人工替代技术和人工繁育技术的研究外，还需要为动物类中药材可持续利用提供有效的法治保障，探讨动物类中药材可持续利用法律规制困境及纾解策略显得非常必要。我国已经颁布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等在内的一系列药用野生动物可持续利用法律规制，但存在诸如差异化管理规范不健全、缺乏规范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以及尚未构建野生动物入药的动态调整机制等问题。因此，推进动物类中药材可持续利用需要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细化分类管理规范以及动态调整野生动物入药等。

关键词：卫生法;中药材;动物;可持续利用;

中药资源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从传统意义上说，是中医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中药材资源[1],包括动物类中药材(以下简称“动物药”)、植物类中药材和矿物类中药材。而动物类中药材是药用动物的药用部分采收后经产地初加工形成的原料药材，一般来自于药用动物的骨、角、胆、结石、皮及脏器等[2]。在我国，动物入药有着悠久的历史，成书较早的《山海经》是记载采用动物药治疗疾病的早期文献，收载药物124种，其中动物药66种，《神农本草经》则奠定了药用动物的基础品种，《本草纲目》进一步扩充动物药，收载461种动物药，占全书药物收载总数的24.36%。药用野生动物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十分广泛，六神丸、片仔癀、乌鸡白凤丸、安宫牛黄丸等名药就是开发利用动物类中药材的经典范例。动物类中药材在得到广泛应用的同时，实践中仍有一些问题会因野生动物保护和药用管理措施的不完善而引发争议，就可能会给动物类中药材可持续利用带来消极影响，而目前动物类中药材仍然主要来源于野生动物。

目前，动物保护和药用问题上的争议也引起学界对野生动物保护和动物类中药材可持续利用问题研究的广泛兴趣。关于野生动物保护法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层面。①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从不同视角研究如何完善野生动物的保护。如从野生动物保护的生态伦理维度出发寻求生态伦理在野生动物保护中的实现方案[3],或者是基于生态整体主义进路，从生态环境保护、物种保护以及生物遗传资源保护3个方面提出健全野生动物保护法律规制的建议[4],除了生态伦理视角外，还有研究从生物安全观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oninternationaltradeinendangeredspeciesofwildfaunaandflora,CITES)视角探讨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问题[5][6]。②分析野生动物保护法律规制中的具体问题。如探讨野生动物的界定起点和难点问题[7]以及省思野生动物禁食立法法理并以此提出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建议[7][8],亦有研究在审视宪法保护动物规范体系的基础上探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问题[9]。

另外，专门针对动物类中药材可持续利用法律规制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①在CITES框架下探讨濒危野生动物药用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10]。②在梳理我国动物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分析如何利用动物类中药材[11],并分析药用野生动物的保护模式，提出了动物药合理利用的理念和原则等[12]。然而，上述研究主要是从宏观上研究野生动物保护和动物类中药材可持续利用的法律规制问题，较少从微观上专门关注动物类中药材可持续利用法律规制问题。因此，本文旨在分析动物类中药材可持续利用的法律规制困境并尝试提出对策，以期促进动物类中药材可持续利用。

1、动物类中药材可持续利用概况

1.1动物类中药材可持续利用状况分析

目前，我国中药资源有12余万种，其中动物类中药材约2215种，约占全部中药资源的18.0%[13]。动物类中药材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十分广泛，2020年版《中国药典》收载含有动物药的中成药品种504种[14],同时收载中药材和中药饮片604味，其中动物药51味[15],占比约8.4%。而原卫生部颁布和地方中药材标准(包括《台湾中药典》和《香港中药材标准》)收载的动物类中药材数量则要多于2020年版《中国药典》,共收载动物药793味，其中地方标准收载动物药752味，藏、蒙、维收载动物药41味[13]。随着动物类中药材的价值凸显和广泛应用，人们对动物药需求也在不断提升，一些常用动物类中药材品种市场供给已经出现短缺现象。以野生资源供应为主的中药材品种整体行情攀升，可以从侧面证明供应短缺的事实。据统计，2017年至今，“野生99价格指数”(我国流通市场中具有代表性的99种野生中药材市场价格的综合加权)从29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