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友好、家庭友好政策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pdf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1.3的极低

水平，老龄化进程显著提高，如何促使我国总和生育率快速回升至世代更替水平

（TFR=2.1）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二战后，世界各国在普遍经历了一个短暂的

“婴儿潮”生育高峰期后，随着战后经济的复苏，经济发展与生育率之间“J型”联

动关系不断加深，尤其是在七十年代以后，世界大部分国家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

多数国家陷入了不同程度的低生育率水平。为了应对人口危机，西方政府普遍选

择家庭友好政策以疏解育龄夫妇的生育顾虑并刺激生育，其中部分国家已突破“J

型”桎梏实现生育率“U型”回升。为了比较国际经验，解释与总结生育友好政策、

家庭友好政策对于不同福利国家总和生育率回升不同的影响程度，试图为我国借

鉴国际生育支持政策提供新的研究思路。笔者在导师的指导下学习了模糊集定性

比较分析方法（FSQCA），希望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小样本

中识别出与生育率回升的因果关系，总结国际经验并为我国提供有益借鉴。

本文的研究内容是多国别生育政策、家庭政策以及社会情景组合对生育率回

升影响机制的研究，而非是对某一单一因素的线性因果关系研究。研究方法是从

ILO数据库以及OECD家庭数据库中下载并选取四种福利制度12个案例国家的

三类生育支持政策（经济政策、时间政策、服务政策）以及两类社会情景条件（经

济发展水平、性别平等指数）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进行单因素必要性检验后，

得出四种刺激总和生育率回升的组态方案，并结合中国生育现状为我国应对生育

危机提供政策建议。本文研究思路是第一部分为引言部分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

意义、研究方法与综合回顾了国内外已有研究；第二部分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

析对研究材料进行定性定量相结合分析；第三部分结合研究结论立足我国生育现

状总结我国政策不足；第四部分结合国际经验为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兼容的家庭制

度环境提供政策建议。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根据“托育与早教注册

率”这一充分条件的存在与否，实现生育率回升共有四种有效方式，“家庭现金

福利公共社会支出”“母亲可享受带薪假”“父亲可享受带薪假”以及“公共托育与

早教支出占比”是引起生育率回升的必要条件，“家庭税收减免”为关键要素。

我国要想实现优化人口结构、实现人口再生产目标，必须坚持以促进女性生育健

康发展、实现女性职育平衡以及保障女性生育权为政策制定目标，科学配比时间

政策、优化经济政策的杠杆作用、发挥服务政策基础保障作用，加快构建生育友

好兼容的家庭制度体系。

Accordingtotheresultsoftheseventhcensusin2020,Chinastotalfertilityrate

hasfurtherdroppedtoanextremelylowlevelof1.3,andthepopulationagingprocess

hasincreasedsignificantly.Howtopromoteourcountrystotalfertilityratetoquickly

returntothelevelofgenerationreplacementlevel(TFR=2.1)haspositivepractice

significance.AfterWorldWarII,countriesallovertheworldgenerallyexperienceda

short-livedbabyboomperiod.Withthepost-wareconomicreco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