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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界分

内容摘要

消费者的维权发生于消费商品或服务出现问题时，消费者根据问题商品或服务向商

家主张赔偿。由于权益受损的愤懑，不少消费者采取的维权手段比较激进或者赔偿要价

过高，导致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以敲诈勒索罪论处的消费维权行为。

对于这种民事维权最终却被刑事定罪的现象，学界充满争议：无罪说认为存在权利

基础的消费者无论如何都不能以敲诈勒索罪论处，即使手段过激，要价过高也只是消费

者权益受损时被情绪支配的非理性行为，不能用刑法评价。而折衷说则认为消费者维权

一旦过度就存在入罪的空间，因此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敲诈勒索罪法律规定的概括

性再加上学理上的争议，使得司法实践中同案异判的问题突出。因此，厘清消费者维权

的“度”，区分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迫在眉睫。

但理论学界与司法实践中界分消费者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路径存在原则性的

问题。从消费者存在的权利基础切入，是受“民法依存思维”的影响，以民事财产权利

直接取代刑事财产法益，同时以维权的正当动机取代非法占有的目的，其结果就是犯罪

构成要件要素的判定被完全架空。从非法占有目的切入，受到了“目的行为论”的影响，

违反了认定犯罪从客到主的正确逻辑与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极大地增加了人权被侵犯

的风险。

本文回归认定犯罪的正确逻辑，认为客观行为才是区分消费者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

罪的核心标准，消费者的维权行为是否能以敲诈勒索罪论处，关键在于判断消费者的手

段行为是否符合敲诈勒索罪胁迫行为的本质——以“恶害”相通告。“恶害”在传统敲

诈勒索罪中表现为“无事生非”“无缘无故”的不利后果，而在消费者维权领域下，权

利基础的介入使得“无事生非”变为“有迹可循”，因而权利基础存在前提下的“恶害”

就应当作出新解：不利后果缺乏真实性或与权利基础缺乏关联性。以向有关部门举报、

法院起诉或媒体曝光的合法手段，只要举报、起诉、曝光的内容具备真实性且与权利基

础具备关联性就不能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的胁迫手段。实践中同案异判严重的情形也可

迎刃而解：其一，对于知假买假的行为，应当区分普通知假买假者与职业打假人，普通

知假买假者具备消费者身份，因此也能因购买产生权利基础，而职业打假人要区分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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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药品等影响人身健康安全的领域与其他领域；其二，索赔数额与“恶害”的认定无关，

因此，不能单单仅凭借着过高的索赔数额就认定敲诈勒索罪的成立，当维权手段为“恶

害”时，索赔数额是确定量刑幅度的依据，当维权手段不是“恶害”时，索赔数额无限

制；其三，索赔权的行使应当以一次用尽为原则，在获得赔偿之后，除非发生索赔的新

事实新理由或者商家主动二次赔偿，消费者的权利基础消失，再行索赔的即是对商家的

无端性不利后果，以“恶害”论。同时，敲诈勒索罪是非法定的目的犯，只要在证明了

其客观构成要件后，便可以推定这一主观要素的存在。至此，敲诈勒索罪的主客观要件

都具备，敲诈勒索罪才能成立。

总之，刑法介入应当慎之又慎，充分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品格的同时应当介入时就及

时介入，平衡保护好商家与消费者的双方权益，创造和谐有序的消费环境。

关键词：消费者维权；敲诈勒索罪；权利行使；恶害；知假买假；天价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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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界分

Abstract

Theconsumersrightsprotectionoccurswhenthereisaproblemwiththeconsumer

goodsorservices,andtheconsumerclaimscompensationfromthemerchantaccordingtothe

problemgoodsorservices.Duetotheresentmentofthedamageofrightsandinterests,many

consumersh